最近市面有一本叫做《中國不高興》的書，引發熱烈爭論，大家很雀躍地在閱讀，也不管里邊有什么內容。單就書名說事兒，中國人別的特色我不好妄加評論，不高興是真的，真的真的是很不高興，要找個人聊聊高興的事，太困難。

臺灣一位叫做張復的作家關于抑郁癥的一系列文章提到，中國人恐怕是世界上悲傷指數最高的民族，因為百年來的大多數時候處于挫敗當中：對外戰爭失敗、經濟不景氣，且一直比較貧窮。我也舉個例子，中國人遇到一點點事情，以抱怨為先，家里頭出了點事，比如上周沒買便宜大米而這周大米提價了，妻子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向丈夫抱怨：“我早跟你說，不要這樣，你不聽，看看，弄成這樣了！”

跟很多中國同胞說話，都會不可避免地面對這種種悲觀論調：人生就是苦，痛苦的，悲痛的，慘淡的。我在北京時住的小區有個賣菜的阿姨，從別人店面里頭分租了五平方米開始創業，做到現在，已經獨自開了100多平方米的店。但是她還是不太高興，每次都說菜的進貨價很貴，掙不到什么錢。當然，訴苦是一種商業策略，我們這些居民因此不好意思跟她抱怨菜價越來越貴，而菜色越來越像黃花菜。她的不高興說明，事業成功不會讓她變高興，說自己不高興，是一種表達習慣。

留意一下不難發現，無論在哪里， 撞到結伴游玩的同胞，苦著臉的比咧開嘴大笑的多得多，旅游好像是老板派出來出差，是迫不得已的行為，不然常年呆在家里，又覺得有些對自己不夠友好，但即便是對自己友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個樂法。所以，我們的表情肌里頭，眉間肌老化得特別快，眼角的笑紋倒是要推遲很多年出現。北京人說的“傻樂”，其實是一種美德。

不高興，還有一些副產品。一般來說，任何同胞，心里要是有個較為出格的計劃，征詢五個以上的朋友，五個半都是給予打擊、反對、提醒他注意危險，結果連那人自己最后都覺得好荒謬。而那五個半，潛意識里頭不希望身邊的朋友有所行動，且真的做了，只是扎堆繼續抱怨現狀了事。

尼采說過：“我在潛意識里頭希望親人遭遇不幸。”最后尼采大師去往瘋人院，在自己和親人當中第一個品嘗了遭遇不幸的滋味。國人也大致如此，自己不樂觀的人，往往也希望周邊人等一起浸泡到愁云慘霧當中。

這是悲觀主義的進階。

那些祈禱地球和平、國家太平、朋友幸福的話，真是場面得很。你是否不止一次因為某個熟人倒了霉竊喜呢？反正我自己有過這樣：多數熟人有所遭遇時，我都有難以控制的竊喜。基本思維過程如下：這事兒幸好沒落我頭上，看他/她以后還怎么狂得起來，因為他/她倒了霉，我無需付出任何努力，便很自然地在人群幸福排行榜上上升了一個位次。但是，嗨，人生真是難以預料，不久我也遭遇了不幸，我周邊一百公里，也隨即響起了聽不見的鞭炮聲，喪鐘為不久前洋洋得意的本人而鳴。

湯姆·漢克斯主演過一部叫做《救我》的電影，講的是一位現代魯濱孫的故事。一位老美，飛機失事后獨自掉到荒島上，呆了四年。后來有幸重新回到文明社會的他對老朋友說，他以為他會老死在那個小島上，跟一個破皮球相依為命。雖然摯愛他的妻子以為他死了，嫁給了別人，但這位被生存需要壓榨出人類最樂觀精神的哥們，依然扯起了生活的風帆。

無需這么極端，只需要把那些養成悲觀習慣的同志，放在山里頭兩三天，讓他們聽聽野獸叫，澆兩場雨，保定每個人回來都會對生活有新體會，會從一堆兒抱怨里頭，挑出很多句贊美來。

到美國之后，發現美國在樂觀主義上比咱強。舉個例子，老美習慣了家里一臺洗衣機，一臺烘干機。我很喜歡看HGTV(家居頻道)，其中有一檔專門講美國人到外國城市買房的節目。有一期節目里講，兩個老美夫妻去西班牙巴塞羅那買房子，對當地人家里頭只有洗衣機而無烘干機感到非常不可思議，他們問房屋中介：“難道你們就靠太陽來晾干衣服嗎？”

看到這段，我并沒有大笑，相反，我想到了，也許我們跟西班牙人一樣，總是用太陽來曬衣服，曬得香酥可人，西班牙人還挺心安理得，而我們面對這場景，悲觀主義的思維模式頓時跑將出來，開始抱怨自己沒有一臺美國式的烘干機，思前想后，覺得自己真是無能，沒錢、窮、不夠時尚、沒品位、沒創造力。然后延伸到種族問題：個子小、骨骼細膩、說話小小聲。然后延伸到語言學習能力：英語發音不標準。一說到英語發音不標準，百分之百的中國人都會倍感自卑。很奇怪的，在北京大咧咧生活的一些老外，漢語發音往往不標準，但我們總會很有耐心地幫他們糾正。

總之，由一臺破烘干機，拉出來一根很長的尾巴，迅速贈送給自個兒一堆否定意思的單詞，以及終生不可自我饒恕的自卑感，伴隨了一整天的長吁短嘆，并把眉間肌，擰成一組硬邦邦的天津十八街麻花。這才是我們不高興的中國，值得有反思精神的人另外寫本書。

(作者系旅美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