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忠在《百家講壇》上為商紂王翻案，稱商紂王被冠以“暴君”稱號兩千多年，這是歷史上最悠久的“冤案”，他說實際上商紂王是一位文武雙全、功勛卓著的帝王。

中國的歷史向來是“成王敗寇”，前朝的歷史由后朝來書寫，后朝之君與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會給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揚，皆在理情之中，能夠不給前朝之君抹黑，已經十分難得，客觀公正的評價更是庶幾難求。更多的時候，歷史是勝利者的面團，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縱是回到歷史的現場，商紂王較之后代的君王，確實“暴虐荒淫”得舉世無雙么？否也。《尚書》有記載，周武王伐紂時，開列了紂王六條罪狀：一是酗酒；二是不用貴戚舊臣；三是登用小人；四是聽信婦言；五是信有命在天；六是不留心祭祀。

酗酒竟成討伐的一個原因，有點莫名其妙；不用貴戚舊臣，那是打破“用人唯親”；登用小人，那是“唯才是舉”，起用平民子弟；聽信婦言有何不可，只要言之有理，管它婦言還是夫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這算多大的罪狀，真是難說。從這些罪狀來看，很難跟“暴虐荒淫”劃等號。

民間有句老話，“盡信書不如無書”，《齊民要術》、《本草綱目》這些技術類的書多信點無妨，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書還是多幾個疑問好點。其實，為商紂王翻案的并非錢文忠第一人，毛澤東曾多次說過，“殷紂王很有本事，是個能文能武的人，后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

曾經有一個老人跟我說，看一個人要看他好的一面，也要看他不好的一面，這樣才全面，就像看孔雀開屏，正面看美不勝收，跑到孔雀的后面看，就是一個丑陋的屁眼。這話被我長久地記住。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單用一個角度看是不妥當的，過去，將紂王說得“暴虐荒淫”是一種極端，如若只看見功勛卓著，將是另一個極端。只是，既然歷史是勝利者的面團，所以極端常常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