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文化圈有一種傷感的調子蔓延，因為3月26日臥軌自殺的詩人海子，因為4月1日跳樓的藝人張國榮。

他們的自殺行為有了越來越多的文化詮釋。比如海子獲得至高無上的贊譽：“海子是為詩歌而死……在他的最后一刻，幸福的閃電為他閃耀。詩歌永生，海子也永生。”對張國榮的詮釋也不遜色，他的死反復被人強調“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味”。

雖然死者長已矣，他們的影響卻逐年擴大：海子自殺20周年了，還有人在其墓前磕頭見血，有女生激動得昏倒。這樣的“文化”氣息是令人覺得奇異的。一個從事過文化的人自殺了，其動機未必真的就與文化有關。海子生前的朋友披露，海子性格孤僻，生活不會自理，“連自行車也不會騎，幾次戀愛都不成功”，以致酗酒。如此背景下，他究竟是為了詩歌理想死去，還是為塵世煩惱而自殺，不能武斷地臆測與發揮；更不該借海子的血，為詩歌染出所謂的悲涼以期打動讀者。

尊敬海子沒有錯，懷念海子也沒有錯，但若把他的自殺行為上升為某種表征，涂抹上理想主義色彩，以擴大化的態勢將其個人的悲劇上升為詩人的悲劇、詩歌的悲劇乃至時代的悲劇，便過頭了。如果一些人想借海子的血達到個人目的，則簡直是功利到了可鄙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神化某些人的自殺，是對其親人的殘酷對待。比如海子，他不僅是一個詩人，更是一個兒子、一名兄長、一位教師。他自殺了，又有誰能體會其親人所受的傷害？如果有人竟然還美化這種自殺，是不是過于冷血？為一個人的自殺找出種種“文化的理由”，并非完全不可以，但必須有個度。過度詮釋便是一種惡俗，然而這種惡俗近年來卻不斷泛濫，比如學者余虹自殺后，有人贊其“理想主義者的最后一躍”……過度的文化詮釋，不僅會掩蓋生活的真實，其種種虛飾之詞還有可能成為毒藥，毒害到詩歌、文化以及文學青年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