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家魏明倫直言不諱地對趙本山小品《不差錢》提出了質疑，“我沒看出小品的名字和內容有什么關系，小品《不差錢》，但在其他地方差得就太多了。這完全是一個非常荒誕的小品！”因此，他提議剝奪其一等獎。（2月8日《西安晚報》）

實事求是講，這個小品確實有瑕疵，如主題不夠鮮明，個別人物的形象欠豐滿等等，但是否如魏明倫所說的“是一個非常荒誕的小品”呢？鄙人不敢茍同。

誰說小品的名字和內容沒有什么關系？其實小品的情節始終是圍繞著一個“錢”字展開的，趙本山想請老畢到蘇格蘭飯店吃飯，由于手頭帶錢不多，所以只好買通小沈陽，請他幫忙，于是演起了雙簧，收到了很好的喜劇效果。隨著情節的發展，最后還是在“錢”上做文章。小沈陽說：“我總結了一下，人不能把錢看得太重。這人的一生啊就是這樣，眼睛一閉一睜，一天過去了，眼睛一閉，沒睜，這一輩子就過去了。”在他看來，“錢乃身外之物，人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人死了錢卻沒有花掉。”趙本山說：“還有一個比這個更痛苦的呢，是人活著錢卻沒了。”從頭至尾沒有離開一個“錢”字。

趙本山說：“今年農民豐收了，不差錢，有的是錢”，他口口聲聲說“不差錢”，但又舍不得花錢，甚至自帶蒜頭、野雞做菜，能省就省一些錢，顯得十分“小氣”，這種崇尚節儉、反對鋪張的品格，有啥不好？他對于“錢”的理解并不“出格”，“錢”（物質）是生活的基礎。“人如果不具備必需的條件，他簡直沒法生活，更說不上優良的生活。”（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正所謂“一錢逼死英雄漢”。沒有錢，沒有了生活的來源，你說痛苦不痛苦？在這里，趙本山確實說了大家都會說的大實話。

小沈陽收一百元小費實屬正常，并非他受賄貪財，可他后來又說“錢乃身外之物”，正是在前后言行的自相矛盾中，他那可愛、質樸、幽默的性格特征才鮮明地凸顯了出來。至于說他收了錢之后就是滿嘴的假話，看不出還有什么人品。我看恰恰相反。按理說，他捧了老板的碗，就得為老板干，但只因他早已看透了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不正之風，看透了老板唯利是圖的本性，所以當他一看到“窮老漢”想省錢請客，便想方設法幫他一把。這種助人為樂的品格不是值得提倡么？這不是對那種大吃大喝的惡俗文化是一種有力的譏諷和鞭撻么？其實，對那些大老板來說，少做一筆買賣，不過是區區小事，（“出賣老板”之說何從談起？）能成全農民一樁心愿，卻是件大事。再說，如果小沈陽不善意“說謊”，這個小品還有什么包袱和笑料可言，還能演得下去么？

早在1929年，魯迅先生在《文藝與批評。譯附記》一文中指出：“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是真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的產生的希望。”

真切的批評，就要實事求是，顧及全劇，并且顧及作者的主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而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余，這才較為確鑿和客觀。既然劇作者強調該劇取材于所見所歷的“現實生活”，為何偏要說該小品“沒有任何生活依據”？至于抓住小沈陽和趙本山關于“錢”的一問一答，就武斷地說它“表現了中國人丑陋無比的財富觀”，這簡直是空穴來風，無限上綱！小沈陽說：“錢乃身外之物”，何錯之有？趙本山說了沒錢的痛苦，有啥不對？一談到錢便“丑陋無比”，那么，熱衷談論“脫貧致富”，豈不更是離經叛道？

真切的批評，必須以理服人，有好說好，有壞說壞，才于作者有益，才有利于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孩子洗過澡，只能倒掉臟水，如果連小孩也一起倒掉，豈不荒唐至極！該劇確實存在著一個“道德指向問題”，為了一夜成名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下跪巴結，但正是有了這種“指向”，才使這個小品能有力地擊中了時弊，具有極大的現實批判力。

真切的批評，就要擺脫文壇是非和人事的羈絆，各抒己見，百家爭鳴，做到真誠和說真話。當然，文藝批評有各種的表述方式，但不管是那種式樣，都要堅持從實際出發，考慮到民眾的接受可能與接受樂趣。否則，就容易陷入不切實際或虛無主義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