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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人口計生委主任鄧行舟做客北京城市管理廣播《市民對話一把手》時透露，富人超生將按其收入繳納社會撫養費。北京對超生者收取社會撫養費的標準是北京居民人均年收入的3至8倍，罰款數額隨人均收入而遞增。(《京華時報》3月25日)

　　如今，不但是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早已失衡，計劃生育又多了一份不公平，給廣大普通民眾造成一種不好的印象。越是那些收入高的富人和明星，越想多生，對于罰款更是不屑一顧，他們常說：“不就是罰款嗎？”這是當前計劃生育工作暴露出來的最新問題，區別于“超生游擊隊”的“超生新貴”。出現問題，主管部門積極應對，體現社會和諧，基本公平，遏制人口有序增長具有積極意義。北京市將出臺文件針對“超生新貴”做出特殊規定，它能解決富人和名人超生的問題嗎？

　　第一，該項處罰違反法治公平。對富人的選擇性重罰缺乏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了超生“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但沒有規定征收標準。國務院出臺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對征收標準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分別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征的參考基本標準。可北京市的征收標準是“以違法生育行為發現時的上年總收入作為社會撫養費計征基數”，“違法者的年收入”與“地方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謂天壤之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對富人并不公平，違反了法治公平。其實，超生現象并非富人、名人這個群體，在許多農村依然存在超生現象。經濟處罰應針對所有人，而不應該是某一個群體。

　　第二，重罰不能真正制止富人的超生行為。而社會撫養費征收辦法只是事后追究制度，在超生事實發生之前，這一辦法對富人的上述行為毫無制約力。而是讓他們如何做好處罰的應對措施。他們可以想盡一切辦法躲避生育。既然是富人和明星，有錢能使鬼推磨，要生育還不容易，找個地點躲著就可以了，甚至還有很多與情人私生的孩子躲避到國外，你能奈何？

　　第三，核查富人的真正財富數據較為困難。即便有稅務、統計、工商行政管理、房產等部門協助，也無法真正掌握富人的財富數字。即使查到富人超生，他也會多少意思意思的情況下，應對這個已經發生的事實。基于這一事實，高倍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最終又會成為遏止非富人超生的有效辦法，并繼而形成更大不公。

　　第四，綜合治理的辦法形同虛設。超生的富人和明星不得報考公務員，不得加入人大、政協。都是富人了，對報考公務員和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具有多大的意義，又有多大的吸引力？是否可以設置富人獲取財富的機會？還有一些與情人超生的，是否可以在重婚的刑事責任上追究責任？

　　目前，我國的人口增長基數還是控制得較為合理，在富人對應的一般大眾的生育意識、觀念基本上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超生游擊隊”的數量受到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如今也是一些偏遠農村的個案。倒是富人的“超生新貴”，是個棘手的問題。單憑經濟上的重罰，恐怕難以全面治理，目前，提高處罰，只能震懾那些中產階級和一般大眾，對真正的富豪和明星沒有多大的威懾力。重罰了還會弱化超生富人的道德感。富人和明星們本對超生是有不道德感的，可付出巨額罰款后，他們的不道德感逐漸就沒了。富人和明星缺錢嗎？怕罰嗎？（婁義華）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