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是前所未有的開放社會，但在它的每一個角落，也都隱藏著一些對人們個人信息不懷好意的窺伺者。隨著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2月28日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中以兩個修正案增加對某些故意竊取、泄露個人信息行為的刑責，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3月2日發布的2009年《法治藍皮書》中對個人信息被濫用和泄露情況的調查，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問題近日再次浮上臺面。

　　實際上，個人信息保護雖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新問題，但卻也是個“老話題”。2003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周漢華研究員就已開始起草專家建議稿并提交給相關部門，但迄今為止卻仍只聽雷聲，不見雨點。在此背景之下，最近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確實可謂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將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以及侵入前款規定以外的計算機信息系統或者采用其他技術手段，獲取該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處理或者傳輸的數據，或者對該計算機信息系統實施非法控制情節嚴重的行為進行處罰，也看準了問題所在。

　　然而，高高祭起的刑法之劍能否真正切實有助于個人信息的保護，只怕也還有一些不無憂慮之處。

　　第一，對非法侵犯和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課以刑責，本身不是為了處罰，而是為了保護個人信息。刑法修正案顯然并非對一切非法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都能處以刑罰，而必須是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的侵犯行為。因此，很可能是泄露個人信息達到很大規模、涉及很多人的情況下，刑法才會介入。在此情境之下，如果僅僅某一個人的個人信息被泄露、被侵犯了，他是公訴還是自訴？公安機關會否介入調查？倘若這種情況不被認定為“情節嚴重”，則無法課以刑責，那么泄露者是否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第二，刑罰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威懾潛在的泄露個人信息者，但它本身并不是最佳的救濟手段。情節嚴重的，也許可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之訴，但情節不嚴重的、某單個個人的信息被侵犯，又如何救濟？特別是，販賣個人信息在當前有成為“新興產業”之勢，巨額利潤之下，必有人鋌而走險，對這些人也不能僅僅刑事處罰了之，而必須讓他們對被害人進行民事賠償。

　　法學界早已有共識，個人信息保護涉及到各個法學部門的共同協作，絕非單獨一部刑法所能奏效。事實上，除了新出的刑法修正案之外，我們之前已經有了護照法與身份證法，以及一些部門規章和司法解釋涉及到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甚至通過了一個有關個人信用信息管理及保護的專門性部門規章———《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包括總則、報送和整理、查詢、異議處理、安全管理、罰則、附則七章，共45條，對個人信用信息的收集、處理、利用、流通等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之所以效果不好，就是因為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來進行規制。

　　正如已有研究者所指出，既有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缺陷太多：其一，現行立法不足，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條款數量較為有限、適用范圍相對狹窄；其二，在手段上，重“刑事處罰”和“行政管理”，輕“民事確權”與“民事歸責”，導致個人信息遭受侵害后，即使侵權行為人最終遭致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但信息主體的財產及非財產損失卻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補償；其三，可操作性差，許多條款僅僅規定了對個人信息的保密義務，而沒有規定違背該義務的后果；其四，法律體系混亂，不便于司法適用；其五，立法理念重視不足。而其中關鍵的缺陷就是第二點，也即未賦予被害人足夠而暢通的尋求救濟的渠道。

　　因而，通過刑法修正案對個人信息保護進行規制固然重要，但其尚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狀。如果沒有一部統一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現有的法律規則，哪怕是刑事措施，都有淪為屠龍之術的危險。（支振鋒）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