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今年的兩會如期召開，代表、委員們對就業問題傾注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政協委員提交的提案中有接近三分之一與就業話題相關，原因在于2009年將有1000萬的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挑戰，其中包括610萬的應屆畢業生和400萬的往屆生；而失業和返鄉農民工達2000萬人之多，加上平均每年600-700萬新增的農民工，“今年有2500萬農民就業壓力比較大”（陳錫文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說）。這不僅會對百姓收入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而且還會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在國內就業矛盾突顯的情況下，許多專家學者和城市管理者期待農民工“返鄉創業”，同時鼓勵讓大學生下鄉當“村官”，把農村當成緩解就業壓力的“泄洪區”。然而，無論從現實情況看，還是從經濟發展規律看，農村都難以承擔此重任。

　　首先，從就業者的意愿而言，大學生和農民工都沒有將農村作為他們求職的目的地。大學畢業生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對農村缺乏了解，僅僅為了謀個職業或為了享受某些優惠政策而下鄉當村官，難以適應農村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也無法給農民帶來多少幫助,甚至與當地村干部產生矛盾。此類情形并不鮮見。

　　農民工，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進城務工者，職業觀已經發生變化。他們的受教育水平略高，出來打工的收入遠大于父輩在家務農。有的在離家前甚至沒有干過農活，而且隨著對城市生活的不斷適應，他們會更重視工作環境、工作中能否學到東西、能否有機會鍛煉自己、增長見識等。而這一切只有在城市能夠實現，因此，盡管目前的就業形勢不妙，他們也寧愿降低要求，滯留在城市等待機會。

　　其次，農村人口增加，耕地減少，人地關系日趨緊張的進程無法逆轉。由于受自然、生態、資本、市場和農業生產水平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農業資源能夠為農村勞動力提供的生產經營機會有限，農村富余勞動力必須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才有可能實現充分就業。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經出臺各類鼓勵就業的政策，但無論是創業或就業機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農村都要比城市少。交通物流體系、金融信用體系、信息體系、勞動力市場等各各方面，農村都要比城市落后得多，創業的成本也會因此高得多。僅就服務業而言，眾所周知，該行業一般來講創業成本較低，技術要求不是過高，能夠創造較多的就業崗位，而由于城市人口流量大，對服務業的需求較多，相應的，創業門檻較低，就業機會較多。

　　再次，從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各種生產要素在城市的聚集效應發揮中被高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應表現為對諸如人才、信息、資本、物質要素、技術等社會資源的高勢能吸納和高效率利用，可以在相對有限的地域空間中創造出巨大的經濟產出。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口的城市化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統計數據表明，從第四次人口普查之后，農村人口的絕對數量開始減少，這既表明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國城市吸納農村人口能力的增加。經合組織的農業問題專家安德烈·克維欽斯基指出：“在未來15到20年內，中國城市人口的比例將達到60%。”他還認為，30年后中國農業人口的比例將下降到勞動力人口的15%至10%。

　　到2020年，中國城市人口可能將從2005年年底的5.02億增加到8億，預計城市化水平可能達到55%左右。大量人口進入城市，就業并定居下來，會逐步改變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狀況，這將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在此過程中，就業問題會逐漸得以解決。正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成貴所說，要立足城市，盡量開放和開拓城市就業機會。其實，城市生活有多少不方便，就有多少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