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一次再也不能在“正研究和論證”中無限期地擱置下去了，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這是出臺財產申報制的最好、最成熟不過的時機，有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的經驗，有高層支持的決心，有反腐的巨大壓力，有科技進步提供的非常好的技術條件，此次不立更待何時。訂一個時間表，既能讓公眾看到確鑿的希望，也無后路可退、無理由再拖延。這畢竟是一個涉及官員階層巨大利益的改革，而改革本身又由官僚階層自身主導，對涉及自身既得利益進行革命的改革，讓官員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不在公眾的監督和推動下進行，將阻力重重十步難行，將永遠地“在研究在論證”。給出一個時間表，也就把自己置于了公眾監督的壓力之下，如果屆時不出臺，將很難向公眾交待并影響到政府權威和公信力。

　　當然了，不僅要給出具體時間表，更要在整個立法過程中向公眾開放，積極聽取民聲民意，而不是關起門來由精英立法和官員立法，那樣立出來的法，必然會向官員作出無數毫無原則的妥協，從而再次陷入90年代中期“規定了等于白規定”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