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在政協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小組討論會上，通過手語“聽到”委員們熱心支持殘疾人社會保障方面的發言，高曉笛委員禁不住流下熱淚（據2009年3月8日《新華每日電訊》）。

　　高曉笛委員的喜極而泣，很是耐人尋味，人們絕不該把它僅僅當作是會議的一條花絮。社會弱勢群體成員——殘疾人之所以比較容易滿足，或者聽到兩三句好話就被感動，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本身沒有過多太大的奢望和希求，更多的還是他們的生存環境有太多的困窘與無奈。高曉笛激動的淚水，為各級政府和社會工作者留下了許多思索與自責。

　　高曉笛委員幼時因服藥過敏導致聾啞。她這次的提案就是殘疾人的就業，建議國家加大對殘疾人職業培訓的投入，建立專門的聾人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注重殘疾人的普法教育工作，呼吁全社會真正關心和支持中國幾千萬殘疾人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從高曉笛委員的提案內容來看，也能讓人們感受到目前殘疾人生活上確實面臨諸多困頓和艱辛。

　　毫無疑義，殘疾人成為社會弱勢群體成員之一，既與他們的生理因素相關，更取決于由他們較差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境遇。從表面上看，相對弱勢是由于他們個人生存能力較弱所致，而深層原因則是社會制度安排存在著疏漏，遺忘和冷漠常常包圍著他們。在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他們經常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濟，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仍處于較低地位，不能同主流人群平起平坐，共享社會展進步的成果，成為沒有話語權或很少話語權的“沉默大多數”。比如，在城鎮的街路上，盡管修路時鋪設了盲人專用通道，但大多數都被臨時停靠車輛和商販攤床所占居，盲人出行仍然是難題。

　　從理論上講，改革的社會代價應當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來承擔。但由于缺乏資金、權力、能力和社會關系等方面的資源優勢，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弱勢群體成員受到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風險沖擊和影響最大，他們往往承受著來自經濟、社會、心理等諸多方面的沉重壓力，為改革所支付的成本遠遠超過正常人群體，理應得到社會的關注愛和補償，而不是冷漠冷待。人們應該為高曉笛委員通過手語“聽到”委員們熱心支持殘疾人社會保障方面的發言感動得流淚而羞愧。

　　“水桶效應”告訴我們，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實踐證明，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潛在的巨大社會隱患。殘疾人說“我們不能做社會的包袱”，社會更不能把他們看作包袱，關心關愛社會弱勢群體成員是會社會義不容辭的義務，沒有任何旁觀者。

　　“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這是社會學的重要理念。社會代價與社會進步一樣，都是不可避免的。現代文明社會就是要不斷增加和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成員個人的全面發展。同時，高度正視社會代價，認真研究如何把這個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縮小到最小范圍，切實維護弱者的基本權益，尊重他們的人格尊嚴，多為他們謀取最大福祉，讓他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成為真正的強者。（徐云鵬）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