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論文章說，臺北地院駁回陳水扁聲請撤銷羈押，裁定延長羈押兩個月，合議庭裁定理由承認被告在押期間仍有言論自由，但以為陳水扁利用開庭前夕不食，自行引發身體不適，借口釋放才能順利進行將來庭訊，企圖達到撤銷羈押目的，已影響預定庭期的順利進行；并認定扁在主觀上存有干擾司法正常進行之意思，客觀上亦較他人更具逃避訴訟之能力，逕予釋放，非無逃匿可能。理由書中并舉出若干具體事例佐證其有滅證串供情事；加上吳淑珍并不否認偽造清冊申領、以他人發票核銷國務機要費用，足認扁貪污罪嫌疑重大，原有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均未改變，于是法院仍裁定繼續羈押。

　　這份裁定，算是地院理由寫得最為明確詳備的一次。雖然現行羈押法制規范瑕疵極多，如何適用實施羈押往往見仁見智，我們也未形成扁應否羈押的定見，但合議庭延押的決定，顯然并不是無的放矢。與先前高等法院兩度發回的裁定相較，更接近司法審判所應具備最起碼的說服能力，有助于建樹司法公信力。

　　今天在臺灣，若問陳水扁有罪無罪，恐怕連許多昔日的堅定支持者，都已不愿意挺身辯護了。但這也未必就能說是輿論未審先判；涉案諸多被告愿意認罪，以及業已揭露的一些涉案事證，每位旁觀的社會成員不免都會自在心中形成有罪無罪的判斷。然而，陳水扁不能在法院判決之前就被定罪，也不能因為大家認為他有罪就被定罪。地方法院在定罪前裁定羈押的理由，不是因為認定或假設他有罪，而是因為他符合羈押條件，為了順利進行審判而羈押他，把握了正確的說理方向。具備此水準的法院，才較能符合法治國家的基本期待：要依法依理而非依靠政治情緒認定被告有罪無罪，或是應否羈押。

　　反觀先前高等法院兩度發回地院的裁定，先是質疑地院不予羈押的決定，明顯地越俎代庖；后來，則又否定地院依高院裁定重施羈押，卻未交代先前高院裁定是否見解有誤。同一個案件之中，同一個法院竟如此反覆，就算任何一個裁定如何有理，都很難讓社會認定其具有公信力。司法獨立有時易啟司法獨裁的憂慮，不為無因。

　　若再對照特偵組在陳水扁案中，種種荒腔走板的基本動作，就更令人不敢恭維了。特偵組直到前天才決定將黃芳彥改列為被告，以種種已見端倪的事證來看，遲遲不下決心的理由著實可疑；不論是朋友交情還是心存不可告人的顧慮，都使得偵辦動作的信用動搖。若干成員的行徑受到監察院糾正，對于陳水扁抓到辮尾、丟出漫天指控，駁斥無力；有無進出股市以及財產狀況的惹眼程度；后續辦案手法種種投鼠忌器、舉棋不定，在在令人擔心。

　　其實陳水扁及其律師在法庭上的表現，對于他無罪的辯護是否有效，社會大眾也都看在眼里，心中自有定論。律師團將偵訊光碟公布，證明檢方的筆錄存在嚴重瑕疵，具有多少影響罪責判斷的份量，也早有定數。然而，檢方筆錄具有瑕疵是個問題，怎樣叫作媒體公審是另一個問題。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之下，企圖利用媒體揭露案情，影響輿論，檢方與辯方相較，誰更有本事，恐怕難有定論。開放的自由社會之中，審判公開的睽睽眾目之下，什么樣的法庭資訊不該公開？什么樣的法庭活動該逃過公眾的監督？輿論有支持定罪、有反對定罪的，怎樣的輿情反應可以解除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干擾的憲法義務？都不能改變法治國家，司法審判的公正與新聞言論自由必須同步追求的基本原則，檢方職司追訴犯罪，法院職司公正審判，如果不能用無可置疑的證據定罪，而只訴諸政治立場正確的濫情，或是不符正當法律程序要求的僥幸手段，那就會辜負了社會對于法治正義的期待，玷污了執法無私的令名。

　　扁案是個世所矚目的大案，注定十目所視，千夫所指，社會多數認定他有罪不足為憑，被告行徑惹人反感不足為憑，依照公平的程序與嚴線合縫的證據定罪，才該是建立臺灣法治標準的樣本，臺北地院的延押裁定，提供了一個較為正面的樣本，維系了司法審判必須符合法治要求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