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萬農民工因經濟不景氣而失業或返鄉，約1000萬大學應屆和往屆畢業生正尋找工作——這兩個現實讓2009年中國的肩頭沉甸甸的，中央及各界積極應對，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的首份提案即直指就業難題。

　　2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答網友提問時說:就業不僅關系一個人的生計，而且關系一個人的尊嚴。

　　從本次“兩會”已知的提案、議案分析，針對農民工就業的建言多集中在培訓、金融支持、工商稅收優惠、創業、小城鎮建設等方面；而針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意見多從第三產業發展、省以下機關吸納、各類實習政策、基層工作等角度考慮。

　　這些建議幾乎涵蓋了兩個群體就業需求的各個方面，很多也是中央一直在鼓勵推進的，成效應逐漸顯示。

　　結合另外很多提案、議案，筆者以為，我們還需要深入分析導致就業困難的深層次原因，并區別短期與長期政策，盡快形成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就業政策體系。

　　先看農民工就業。

　　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鄉鎮企業發展引發鄉村人口由農業向非農產業流動，同時政府推動的也主要是“離土不離鄉”、非集中式的鄉村城鎮化和中小城鎮優先的發展戰略。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以外資、私營企業為主導的城市部門的競爭，鄉鎮企業就業吸納能力增長放緩，甚至出現了停滯的趨勢，勞動力遷移開始大規模向城市制造業、服務業部門流動。

　　不過改革尚不到位的是，城市很少形成事實上已是“城里人”的農民工的基本生活支撐，這集中體現在城市政府一般只負責為具有本地戶口的城市人口提供基本社會保障、住房補貼和子女就學等生活安排。

　　表面上看，這僅僅是戶口問題，實質上則是各級政府財政分配問題，即作為具有很強“正外部性”的、應鼓勵人盡其才和自由遷徙的社保支出，主要應來自比一般城市更高級別的政府，特別是省級，但目前我國的城市承擔較多。

　　城市政府往往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也必然缺乏激勵為遷移人口提供上述福利，結果是，雖然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的勞動力流動性顯著增加，但以短期或單身遷移為主。

　　雖然這樣的“候鳥”式流動有明顯的“蓄水池”功效，但不是長久之計。一位曾在廣東惠州打工14年的農民工曾傷心地告訴筆者，現在他無力獲得當地住房，哪怕僅僅是租房。

　　故而，長期來看，合理確定中小城市與省級、中央間的社保福利支出分配比例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