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申報剛剛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破冰”的時候，我還只是對其表示謹慎的歡迎。之所以謹慎，是因為官員財產申報其實并不新鮮。早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如今收入申報制度已施行了14年，其效果如何，國人有目共睹。加諸阿勒泰之上的“破冰”或“里程碑”之語，更多的代表了輿論的期待——期待一部真正的“陽光法案”能夠在塞外扎根發芽，并花開全國，終成正果。

　　我也曾擔憂阿勒泰地區的這次廉政實驗會止于公開。作為法治政府的常識之選，“陽光法案”本是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它不但包括官員財產的申報與公開，更包括同樣不可或缺的責任追究。不輔以嚴格的責任機制，財產申報公開就會淪為一場“秀”——官員們扎堆曬工資，能有什么觀賞價值？

　　作為一個事實，14年前施行的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制度實則已經失敗。作此判斷的依據就是，這14年來，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因為拒絕申報或虛假申報被究責——至少在公共媒體上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個案。當申不申報、真申報還是假申報并無實質區別時，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官員有什么動力去如實申報？

　　應當說，阿勒泰地區的“官員財產申報實驗”是有著充分考量的。首批被要求公開財產狀況的是“新提任的55名副縣級領導干部”。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之下，這樣的突破口實則蘊藏著決策者的用心良苦——如果要獲得提升，就得先承擔公開的義務；如果不愿公開，則不予提升。獲得提升的資格實則成了官員財產公開的激勵機制。

　　從執行上看，一項制度若想得到順利實施，光有正向激勵還不夠。反向激勵機制才是保障制度剛性的關鍵。也就是說，只有讓拒絕申報或虛假申報官員吃到法律的苦頭，官員們才會不情愿地去如實申報。拒絕申報好判斷，財產申報制度的瓶頸實則在于:如何來判斷官員的申報是否存在作假？

　　按以往的做法，官員財產申報是逐級向上申報，對官員虛假申報的判斷和認定也操持在更高級別官員手中。在官場明滋暗長的“裙帶關系”與“門生關系”之下，“官不為難官”當是極其自然的選擇。要打破以往制度的弊端，唯一的辦法就是求助于民，把官員的申報情況公之于眾，讓民眾來監督，讓權利來判斷官員是否虛假申報。這正是“陽光法案”的實質，打破以往一味依靠權力來反腐敗的舊框框，實現反腐制度的結構性轉向——由權力反腐變身為權利反腐。

　　這也正是阿勒泰廉政實驗的終極意義。據報道，在網上公布的逾千名官員申報結果中，“利用職權收禮”的申報均為“無”。這樣的“零申報”，顯然并非當下這個腐敗多發期的真實狀況。找出其中的虛假申報，并給予這些官員以嚴厲的責任處罰，成了阿勒泰廉政實驗最大的考驗。昨天，最新的報道稱，在首批處級干部申報財產之后，紀委工作人員就對官員的申報情況進行了審核。目前紀委已發現部分官員存在虛假申報財產的情況。針對這些官員紀委已進行逐一登記，并展開調查。而在公眾監督方面，也有部分群眾針對官員申報不實進行了舉報。這些舉報，也需要紀委一一查實并作出相應處理。

　　作為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在財產申報上選擇與民眾“躲貓貓”并不奇怪。作為制度實踐者，對此應有充分準備。在官員虛假申報也被查出的節點上，人們期待著阿勒泰亮出制度的鋼牙，讓那些藐視財產申報的官員都知道這次來到他們身邊的，并不是一只無牙的病虎。

　　申報、公開、究責，一個都不能少。阿勒泰正在進行的這場廉政實驗只不過再次證明了一個法治常識。官員財產申報法，缺的正是制度實踐，而不是“研究”——有關部門對此已經研究了20幾年，也該結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