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于是想沿著宗教的路徑開拓儒家的新空間，他們顯然受到了歐洲近現代基督教的演化歷史的啟發。但是，從一個世紀前康有為、譚嗣同倡議的“孔教會”，到今人蔣慶等鼓吹和發起的所謂“讀經運動”和“中國儒教協會”，這些嘗試和努力不是全盤失敗，就是淪為笑談，終難有所成。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儒學不同于基督教，它在歷史上從未有過組織化的教會。雖然歐洲現代化進程中也出現過嚴重的宗教危機，尼采甚至簽署了震撼人心的“上帝死亡”鑒定書，但基督教從政治中退卻以后，仍有教會體系作為其托身之所，神甫牧師、信眾和神學家的布道、研究和闡釋并未因為政教分離而中斷，且延續至今，并反過來成為一種制約政治和社會的重要規范性精神力量。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在其傳世巨著《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多次指出，宗教只有與政治分離，才能更好地實現其本來應當肩負的道德教化價值。但儒學在古代中國的傳播中心并不是教會，而是國家控制和引導的教育系統，而后者又通過各種渠道——其中最有力的就是科舉制度——與政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當儒學被迫從各層次的建制退卻以后，立刻陷入無家可歸的窘境。更加顯而易見的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祛魅的理性化時代，要想按照“西式”基督教或“中式”佛教的模式重建一個“儒教”，是一項多么無望的使命！何況儒學的理性化思想本身就與這類現存宗教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內在緊張。

　　如此看來，未來的儒家只剩下退入象牙塔，以學術面孔示人這條陽春白雪的小徑了。但這就又回到了我們文章開頭就揭示的悖論：如同社會政治一樣，現代中國的學術在形式上也是以西方模式組織起來的。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符合學術的規范。儒學的生命恰恰從來就不在抽象理論思辨，而在于豐沛的人生實踐。因此，如果我們把現在學院中奉行的學術規范強行套在儒學身上，那無異于把它制作成木乃伊。一個具有科學精神的嚴肅的大學校長會告訴我們，大學里既無必要，也難以容納下一個“儒學”專業，因為它的學術內容已經被吸收整合進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歷史學乃至文學等許多專業學科，而它那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內容又不是大學和研究機構應該承擔的任務。

　　這就是儒學或國學在現代中國面臨的根本性困境。不管多么熱愛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那種傳統意義上的純正的儒學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但是，作為一個曾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悠久而燦爛的中華文明，并且至今仍在當代中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隱秘而曲折地發揮著功能——有時甚至是支配性功能——的偉大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不應該，也不可能就此走向消亡。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來說，儒家思想文化都是一件無價瑰寶，我們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尤其需要它提供的解毒劑。因此，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使命，那就是：如何為處于“游魂”狀態的儒學重新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現實家園。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既沒有可能把孔夫子的牌位請進人民大會堂，又無法將它供奉在教堂或寺廟的大殿里，似乎也很難使它轉換成大學、研究所里的教科書和研究課題。看來，作為一種精神資源和生活方式的儒學在未來的可能出路也許只有到民間社會中去開創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文懷沙事件”在社會上能夠引起這樣的震動，本身應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它至少說明一點：儒家千百年來賴以存在和延續的基本規范在民間仍然頑強地活著。

　　今天真正有志于推動儒學復興的人士應當重新實踐2500年前孔子曾倡導并身體力行的“禮失求諸野”，而不是忙于去成立什么鬧哄哄的“儒教協會”或穿梭周旋于一個個“儒學復興規劃”之間。除了挖掘和整理在百年社會變遷中幾近湮滅的儒家精神因子外，當代儒者更艱巨的任務是創造性地為儒學重新爭得一片能夠與現代政治秩序接榫并在現代社會中延續傳承乃至發展更生的嶄新洞天。至于社會上喧囂一時的“國學熱”和泡沫化的“新儒學”之類，就權當它們是未來真正有意義的儒學復興的廉價廣告——江湖術士的假冒偽劣在大多數情況下無損于真名牌的聲譽，反而還可能對消費者進行一次有效的品牌教育。畢竟，如果把儒學的前途寄托于民間，那么首先需要讓四書五經“不傳久矣”的社會民眾經歷一個消除隔膜的再親近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