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今日表示，農民的儲蓄在整個居民的儲蓄中比重并不高，這和收入水平是有關的。（2月2日中新網）

　　筆者有保留地同意陳錫文的表述，農民儲蓄比重不高確實與農民收入水平有關。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它與金融企業違背經營宗旨和設置不合理有關。

　　我退休回鄉所在的鄉鎮，是處于泰興東廂與名鎮黃橋相鄰的較大鄉鎮。這里農民的儲藏只有兩個渠道：一個是農村信用社，再一個是郵政儲蓄。因為，儲蓄點太少，他們成了“一統天下”，農民儲蓄經常要排長隊，業務員對農民態度非常生硬。有的業務員業務生疏，連轉賬業務都不懂，搞得企業轉賬支票過期失效，給企業經營帶來不應有的麻煩。鄉鎮中小企業貸款困難重重，求貸無門。

　　因此，當地的農民只好形成另外兩個存、貸渠道：一個是把存、貸業務轉向鄰近的中心城鎮黃橋鎮。一些較大的鄉鎮企業甚至把設立賬戶和資金運轉向縣城；再一個是相當數量的民資流向私人地下錢莊。地下錢莊趁國有金融企業連連降息，而以較高利息吸蓄，又以不用擔保引誘進行高利放貸，謀取暴利。這些私人地下錢莊的存貸數額國家統計部門就無法掌握。正因為存在以上兩大渠道，當地農民的存、貸款統計數據，就是一個不真實的數據。

　　造成新聞中所說的，幾大商業性銀行，特別是中行、工行和建行大規模地撤離了鄉村、甚至撤離了縣城。而與其形成反差的是，大中城市居民區都設有多家銀行、儲蓄所向相對富有的城鎮居民吸蓄、放貸，說明了金融企業事實上存在“嫌貧愛富”現象。它不僅造成農民存款諸多不便，而且帶來鄉鎮企業和有經營業務的農民貸款不便，這對搞活農村經濟影響極大。

　　搞活農村經濟，推動農村經營，有賴于金融企業的支持和扶持，農民富余資金也需要在流動中增值。筆者認為，搞活農村金融流通需要“改革開放”精神。不能象現在這樣，商業銀行不愿意為相對貧困和分散居住的農村服務，而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又不允許民間融資合法存在。其實，民間融資適應了農村居住分散的特點，特別是偏僻、邊緣的農村山區需要民間融資的金融服務。筆者建議，在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加快發展多種形式新型農村金融組織，讓民間金融組織合法化，讓地下錢莊合法、公開經營，成為農村小型金融組織。同時，建立以服務農村為主的地區性中小銀行。鼓勵和支持金融機構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大力發展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服務。這樣做了，可以彌補目前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足，讓富裕農民的余錢有地方存，讓急需資金扶持的農民有地方貸。（孫金棟）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