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晉江已經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歷史性轉折，由貧弱的傳統農業縣發展成以工業經濟為主導的中等城市，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已經很難直觀地感受到城鎮與農村的明顯差別。這是晉江始終堅持從當地實際和僑鄉特點出發，依靠廣大農民的力量大力發展縣域經濟，以農村工業化促成農村城鎮化、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結果。

　　晉江歷史上始終是農耕社會，主體是農民，產業是農業，形態是農村，人多地少是最基本的區情。改革開放以前，由于工業化對農村的排斥和計劃體制的禁錮，晉江經濟社會一直處于“體制性貧困”狀態，獨特的僑鄉優勢和厚積的商業傳統始終無法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結合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占全縣人口92%的農民只能困守人均不足6分的耕地，2/3勞動力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據歷史統計資料記載，晉江1978年人均GDP只有154元，分別比全國、全省和泉州地區低225元、119元和17元，財政收入只有0.15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107元，號稱“高產窮縣”，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中典型的農村。

　　改革開放徹底扭轉了晉江歷史發展的軌跡，使晉江得以掙脫二元結構桎梏，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逐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廣，極大地調動了晉江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自然條件制約，農民積極性越高，勞動力剩余問題就越突出。完成農村第一步改革之后，當地干部、群眾從歷史和現實的觀照中得出一個結論：晉江要脫貧致富，就必須解決剩余勞動力問題，根本出路在于改變傳統農耕社會的產業結構，把工業引進農村。從此，晉江開始了“三閑起步、三來過渡、三資上路、成片開發邁大步”的農村工業化進程，開創了“以市場經濟為主、股份合作制為主、外向型經濟為主，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共同發展”的“晉江模式”，帶動了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改革開放30年來，晉江GDP、財政總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高達20.12%、22.12%和16.84%。到2007年，常住人口人均GDP達37073元，比全國、全省和泉州市高出18408元、11411元和7409元，三次產業結構為2.0∶65.7∶32.3，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工業總產值達1322.95億元，用占全省0.53%的土地承載了9.3%的工業產值；財政總收入達60.3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8617元，比全國提前5年進入總體小康，進而率先實現了寬裕型小康，綜合實力和縣域競爭力連年居八閩之首、位列全國百強前茅。

　　綜觀晉江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謀求突破二元體制、努力推進城鄉一體，其實踐成果可以歸結為三個層面：

　　其一，突破二元分割的經濟結構，奠定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基礎。城鄉一體化以經濟一體化為基礎，關鍵在于城鄉產業的合理布局和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改革開放前，晉江農民被單一農業經濟牢牢束縛在極為有限的土地上，大量剩余勞動力不僅不能成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反而給農村發展造成沉重負擔。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晉江經濟早已實現從農業主導到工業主導的重大轉型，培育起以輕紡工業為主體的特色產業集群，非農產業成為縣域經濟支柱。從解決“三農”問題的角度看，30年來晉江最大的成就莫過于通過農村工業化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促成幾十萬當地農民就地、就近向非農產業轉移，并吸納了來自全國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產業結構的這一歷史性巨變，不僅減少了農民、富裕了農民，而且沖決了橫亙在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無形堤壩，實現了勞動力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為城鄉一體化奠定了經濟基礎。上世紀80年代初，晉江農村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不上1/10。剛剛公布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2006年，在包括外來人口在內的近90萬農村從業人員中，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力超過9/10。當地農民的絕大部分家庭經營收入來自非農產業，絕大多數工資收入來自本地企業勞動所得。

　　加快農業產業化、現代化進程，是農村工業化的又一重要成果。盡管晉江農業經濟比重逐年下降，占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基本穩定在2%左右，但農業基礎地位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強。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使發展規模經濟、建設現代農業成為可能。目前，全市已有1/4以上耕地在依法、自愿、有償的基礎上實現承包經營權流轉，以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形式實行適度規模經營，既穩定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又促進了農業經營方式轉變。以工哺農力度的加大，不僅改善了農業的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機械裝備、科技水平和服務體系，而且深刻地改變了農業經營理念和內部結構，促成農業由小農生產轉向規模經營、由自給半自給轉向商品生產、由傳統農業轉向現代農業。在穩定糧食生產的同時，畜牧、水產兩大支柱產業和蔬菜、水果、食用菌三大優勢產業在晉江農業產值中“五分天下有其四”，基本形成區域化種養、規模化生產、產業化經營格局，農業標準化、產品品牌化和優良品種、先進技術迅速得到推廣，龍頭企業和產業化組織發揮了聯結市場和農戶的重要作用。據省農業部門測算，2006年晉江農業現代化綜合指數已達80.51分，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

　　其二，突破二元分割的空間結構，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要求。上世紀80年代，晉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不僅徹底改變了以農為主的產業結構，也日益改變著以農村為主的城鄉格局：一批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小城鎮和中心村迅速崛起，急劇擴張，成為農村生產要素集散地和社會生活中心；一批工業園區和專業市場相繼形成，集納了大量企業和商戶，改變了傳統農村的空間結構；一批公路和通訊項目接次實施，密切了城鎮、工業區與農村的相互聯系。與此相伴隨，外來人口大量涌入，一部分當地農民逐漸向小城鎮集中，改變了傳統農村的人口結構。原來農村占絕對優勢的空間格局逐步被“縣城—小城鎮、工業區、專業市場—農村”所代替。1991年撤鄉建鎮，1992年撤縣建市，2001年被賦予中等城市的規模定位，2003年中心市區推行鎮改街、村改居、農民改市民，成為晉江農村城鎮化的四個標志性事件。

　　實踐證明，農村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催發農村城鎮化，進而提出城鄉一體化的新要求，這種要求首先在城鄉規劃建設上直觀地反映出來。撤縣建市使晉江農村城鎮化進程結束了主要依靠鄉鎮企業發展拉動的自發階段，進入政府主導和經濟驅動并行的有組織時期，進一步體現了城鄉一體化的導向和特征。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晉江始終堅持把649平方公里土地和121公里海岸線作為一個城市整體來統籌城鄉規劃建設。通過“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的集約化經營手段推動農業產業化、現代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通過“企業向工業園區集中”的高密度建設方式提高產業空間集中度，緩解了資源、環境制約；通過“住宅向現代社區集中”和“人口向市區和集鎮集中”的明確導向促進城鎮發育和發展，加快了人口城鎮化進程。初步形成覆蓋全市、統籌城鄉、互為銜接的市域城鎮規劃和基礎設施體系，基本建成城鄉一體的交通、通訊、信息、能源網絡和垃圾焚燒發電處理系統，“百村示范、村村整治”和“家園清潔行動”等農村環境建設工程深入開展，城鄉公交一體化投入實施。

　　其三，突破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深化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實踐。工業化、城鎮化深刻地改變了晉江的產業結構、空間結構和人口結構，農村和農民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和農民。許多人實現了從農民到現代產業工人、民營經濟創業者和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轉換，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差距逐步縮小，2007年收入差距已經下降到1.8∶1，接近世界中上等收入國家1.5∶1的水平；外來人員中的常住人口高達50多萬人，當地文化與外來文化趨向融合。這一切，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逐步實現城鄉居民以及當地、外來常住人口共享工業化、城鎮化成果，擁有平等權利和發展機會的內在要求，推進社會一體化成為晉江城鄉一體化實踐的新主題。

　　一是加大農村公共資源配置。高水平、高質量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城鄉適齡學生免費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得到平等保障，職教貧困生享受財政補貼，農村中學建設全面達標。鎮鎮擁有衛生院，村村建有醫療所，初級保健工作全面達標。首創“法定獎勵、獎勵扶助、節育獎勵、貢獻獎勵、特別獎扶”相結合的農村計生家庭獎勵制度，人口與計生工作利益導向機制不斷完善。農村人均運動場所擁有量大大高于全國、全省水平，有線數字電視和寬帶信息網絡村村通，農村文化服務比較完備。村村建立警務室和巡邏隊，人防、技防手段日益健全，報警定位電子系統逐步向農村普及。隨著農村社會的進步，基層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加強，村村訂立村規民約，移風易俗日漸深化，榮獲“全國村民自治模范市”和“全國文明村鎮建設先進市”稱號，被民政部列為農村社區建設試點。

　　二是探索社保城鄉一體。最低生活保障城鄉統一、動態調整、應保盡保，目前保障標準為280元，平均補助水平達135元。新型合作醫療打破城鄉界限，籌資標準、財政補助水平和結報補償比例逐步提高，目前籌資標準為110元，個人只需繳納20元，今年上半年補償率達30.3%，人均補償額1521元。率先建立“凡征必保、即征即保”的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制度，籌資比例實行“政府出大頭、農民出小頭”，個人只需負擔20%，月發標準為280元，并將逐步提高。建立慈善總會，累計籌集善款7.3億元，長期實施助學、解困、復明、安居等慈善工程，在全市各村建立愛心援助站，按月向困難群眾提供柴米油鹽等生活補助。

　　三是逐步解決外來人員平等待遇問題。公開承諾“決不讓外來務工人員得不到合法勞動報酬和權益維護、決不讓其子女失去義務教育機會”，并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率先實現義務教育均等化，12萬多名外來學生免費接受與當地學生同等的義務教育；率先創設“企業欠薪保障調劑金”，企業用工環境在政府督導下不斷優化；率先建立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模式，符合條件的外來人口在就業創業、社會保險、戶籍登記、證照辦理、生殖保健、預防接種、醫療互助、勞務糾紛、法律援助、急難救助以及購買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等方面，享有與本地居民同等或類似的待遇。在參加城鎮職工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等社會保險的人員中，外來職工比例已分別提高到48%、42%、67%、33%和33%。

　　四是開辟以工促農的新途徑。發揮民營經濟發達的優勢，發起“百企聯百村、共建新農村”活動，發動工商企業界積極參與新農村建設，探索以工促農、工農互益的長效機制。活動開展一年來，已有71家企業與村民自治組織結成共建關系，形成公益捐助、產業帶動、合作共建、勞務協作、智力支持等模式。部分企業與農村經聯社共同組建新農村建設公司，采用股份制方式結成集體、企業和村民之間的利益共同體，合作進行舊村改造和土地整理，實現了工農雙贏。

　　對于晉江而言，統籌城鄉既是產生于工業化、城鎮化過程的內在要求，也是貫穿于這一過程的自覺實踐。撤縣建市之前，這種要求更多地帶有“外向”特征，主要訴求是打破城市對生產要素的高度壟斷、改變農村的弱勢地位，最終結果是突破了城鄉分割的經濟格局，實現了農村工業化，并由農村變成城市；撤縣建市之后，這種要求則更多地帶有“內向”特征，主要目的是自覺調整縣域內部的城鄉、工農關系，防止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擴大城鄉差別、產生新的城鄉分割，根本措施是始終堅持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作為有機整體、放在統一框架內來統籌推進。通過實踐，我們深深認識到：

　　其一，統籌城鄉必須不斷解放思想，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三農”問題。我國農業人口眾多，耕地和水資源嚴重不足。幾千年農耕社會的歷史經驗充分證明，僅靠單一農業經濟既無法實現農民富裕，也無法確保農村穩定。晉江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印證了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有“跳出農村看農村、跳出農業看農業、跳出農民看農民”的新思維，努力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實現從單一到復合的轉變。一方面是“人要拉出來”，不斷完善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土地在依法自愿有償基礎上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農村人口有序向城鎮和中心村集中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市場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中的主體作用、政府在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中的主導作用、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在人口城鎮化中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是“錢要投進去”，既要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發展的扶持，也要積極引導社會資本投向農村，還要合理盤活農村資源、資產，提高農村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

　　其二，統籌城鄉必須落實以人為本，切實保障廣大農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益。無論是工業化、城鎮化還是城鄉一體化，從根本上看都是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的改變，主體是人，目的在人。要著力民心和民生，把以人為本、促進農民全面發展落實到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城鄉一體化的各個環節之中，把充分考慮農民承受力、切實增進農民利益作為農村一切改革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防止農民利益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受到損害。要全面理解和把握“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建設方針，克服急于求成、簡單片面的思想，正確處理好經濟與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類與自然等關系，防止只重一點、不計其余。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廣大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集中體現為征地拆遷中的權益保護問題，要通過深化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確保農民平等地共享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妥善解決土地收益問題。

　　其三，統籌城鄉必須堅持與時俱進，以發展的眼光推進新實踐、解決新問題。晉江的實踐表明，當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提出城鄉社會一體化的新要求。盡管晉江已經全面實行按實際居住地登記管理的居民戶籍制度，不再有農業與非農業人口的劃分，但附著在城鄉戶籍上的福利保障待遇差別尚未全面剝離，近年來所進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醫療城鄉一體化以及確保外來人員子女平等接受免費義務教育、推行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體制等種種探索，就是把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與其他方方面面的社會改革結合起來的嘗試。今后晉江還將進一步把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由經濟層面拓展到社會領域，努力構建和完善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城鄉居民逐步享有更加平等的公共服務、發展機會和社會保障，并力所能及地把工作領域從本地居民拓展到外來人口，在更大的范圍內探索統籌城鄉的路子、構建城鄉一體的機制。

　　其四，統籌城鄉必須發展縣域經濟，充分發揮縣（市）一級的重要作用。縣（市）一級直接聯系著廣大農村和農民，既是統籌對象，又是統籌主體。縣域經濟發展狀況不僅制約著基層政府的施政能力，而且影響著統籌城鄉的實際效果。晉江改革開放30年來較好地促進了城鄉協調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始終堅持把縣域經濟做大做強，從而奠定了統籌城鄉的經濟基礎。實踐表明，破解“三農”問題既要理順城鄉關系、依靠城市帶動，也要深化農村改革、釋放基層能量，只有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使縣（市）政府權、責、財相一致，才能確保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持續發展，增強基層政府促進城鄉統籌、加強民生建設的財力保障，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形成城鄉互動聯動、共存共榮的和諧關系。 （楊益民 泉州市委常委、晉江市委書記）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