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單位，每位員工生日前，都會收到領導簽發的百元蛋糕券。逢年過節，不少單位也給員工發購物券，以沖抵部分節日福利。至于一些權力部門的工作人員，逢年過節往往能笑納整疊的購物券，那是方方面面的孝敬，祈求來年辦事方便些。

　　總而言之，眼下市面上流行的購物券、代幣券叫法各異，但代幣購物或購買服務的功能大同小異，本文將其統一稱作消費券。然而，消費券的發放者不同、享有對象不同，事情的性質包括所要體現的作用和起到的效果就會有質的差異。

　　12月12日，成都市政府宣布向全市城鄉低保、五保及重點優撫對象發放消費券，受益面37萬人，動用財政資金約3700萬元。成都針對特定困難群體發放的消費券面值百元，對困難群體而言，憑此券能換回一壺油和一袋米，在這個“經濟寒流”侵襲的冬天，體現政府——背后是社會對他（她）們的一份心意。

　　自東莞決定向本地困難群體每人發放一只千元紅包（已發放完畢）始，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地方紛紛效仿。最新的實例，譬如廣西也在前不久向全區300萬特困群眾發放每人100元或50元的紅包，動用財政資金2個多億。盡管紅包和消費券補貼困難群眾生活的功能是一樣的，但成都發券顯然比直接發錢要聰明和牢靠得多。相對于前期東莞派發紅包引發的種種爭議，成都發券廣受輿論肯定。許多媒體在報道此事時配發評論，贊許此舉利于拉動內需。我以為，拉動內需是客觀的，但意義不在于此，而在于體現地方政府動用公共財政扶貧濟困的意識在逐步增強，方法和手段在不斷改進，這才是值得稱道和期許的要害所在。

　　城鄉低保、五保對象，平時就已納入政府財政的關照范圍，在民政和社保機構內有花名冊。假如額外向這些群眾派發紅包，實際操作層面難免出現層層截留克扣或臨時挪用的腐敗現象，而消費券的面值及使用期限都是固定的，基本上能夠堵死基層小吏從中雁過拔毛或臨時挪用的漏洞，操作相對簡單，監管成本較低，很值得各級政府在扶貧濟困時效仿。無獨有偶，近段時間，先后有韓國以及阿聯酋等國家，分別對本國困難群體發放了消費券。這就說明，發消費券而盡量避免直接派發紅包減少操作過程的行政成本（比如防克扣和挪用），是各國各地區在扶貧濟困中首選的普遍做法。

　　1999年至新世紀初，浙江長興教育部門針對本地農村家庭，率先嘗試發放教育券，面值200至400元不等，我曾陪周其仁先生數次前往當地考察實施效果。現如今，教育券在浙江各地早已成為政府針對個體教育扶貧的首選辦法普遍施行，基本保證了有限的教育扶貧款不被挪作他用。從長興教育券、金華技能培訓券再到本次成都消費券，說明地方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事務層面，改良的意識在不斷增強。針對國內行政運作時的各種弊端，人們往往從體制層面痛陳原因并抱怨改革難以推進，其實，深層次弊端雖一時半會難切除，但也不妨從能改的事務層面逐步改起來，就如剝筍，一層層地剝，剝到最后，不正是我們所想要的改革結果么？（魯寧）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