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使人想起民間早就有個順口溜：“一鬧就靈，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如此社會現象，并不罕見，幾乎成了一個“規律”。

　　川、渝主政者從善如流，當然值得贊揚，但把“鬧”與解決問題聯在一起，實在是不該有社會現象。但憑心而論，又是實在怪不得“鬧”的人。之所以“鬧”，最常見、最主要的起因大致有二。

　　一是社會的明顯不公平。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鳳凰臺“鏘鏘三人行”節目，作為嘉賓的《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經過數年調查揭露出出租車行業的黑幕才明白：出租車輛是司機自己買的，卻要向出租車營運公司交納風險金數萬元，出了車禍則要司機掏腰包處理，每月更要向營運公司交納六千到一萬多的“份兒錢”，就是生病住院也少不得一分，弄得司機們難以養家糊口。最后，“逼上梁山”，只有一“鬧”。

　　二是政策的明顯不公平。公務員與教師都是吃“皇糧”的，而教師工資明顯偏低。今年只給公務員增加人均千元開外的“陽光工資”，教師原有的心理不平衡就多了一個“更”字，就逼得他們走上“鬧”之路。成都某郊縣教育行政部門在答應給教師發放同等“陽光工資”之初，還格外設置了一道“四、六”門檻，60%按月發放，40%在年終與成績掛鉤，這是公務員不曾“享受”的“待遇”，又人為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加之，時下風氣誰都明白，與權力親近者則有績、多績，與權力疏遠者則無績、少績。如此差異，又引發了老師們一“鬧”，一“鬧”也就“鬧”出同等享受了。

　　教師與政府、出租車司機與政府本來沒有什么矛盾。矛盾就出在政府制訂政策的時候，不看、不想到相關群體的類似問題，或是只看到、只照顧某個群體的利益，使制訂的政策成為引發矛盾激化的“引爆點”。這顯示了政策制訂者的心頭，其執政為民的理念還沒有真正扎根，使得制訂政策中產生隨意性，自覺或不自覺地人為制造了矛盾。其后果是嚴重的，既傷了百姓的心，又損害了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使政府蒙羞。

　　類似教師與公務員的待遇、出租車司機與營運公司的不公平現象，以筆者的孤陋寡聞，也是時有耳聞的。有道是，“群眾利益無小事，群眾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實在不可大意。當切記，切記呀。（曹友琴）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