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刺激內需的政策已經全面鋪開，積極財政政策再次擔當主角，預計到2010年底中央財政將安排投資11800億元，并帶動包括地方財政、信貸資金、社會資本在內的約4萬億元總投資規模。

    政府如此的“大手筆”顯然是多年未見的，似曾相識的是，上世紀末為了應對國內外不利因素，自1998年到2002年中央曾經每年發行千億以上的特別國債，用于投資以刺激內需。

    回顧歷史，2000年中國走出經濟低谷是靠政府投資的拉動，而之后的經濟繁榮周期則是依賴1998年以來的房地產市場化改革。雖然房地產的拉動作用已經難復當日輝煌，但可以預計，在各級政府的“投資熱情”之下，以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支持下的政府投資，要把經濟從下滑軌道上拉住并不太難。

    然而，在國家發改委門前突然“門庭若市”之時，我們仍有必要重新探討政府與市場邊界這個永遠的謎題。

    眾所周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引發了人們對于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的反思，雖然學者對此的口水戰不斷，但一方面客觀來看，過度的政府干預總是會帶來某些弊端，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危機之后的受影響國家也普遍出現了政府主導和中央集權相對弱化的趨勢。

    從政府財力比重的角度來看，從1978年到1994年分稅制改革，經歷了“弱政府化”的趨勢，而此后則進入了“強政府化”時代，尤其是1998年以投資擴大內需以來，政府主導觀念逐漸在各個層面鋪開，這在2007年以來的經濟調控中也體現得很明顯。就宏觀調控政策的運用來講，其行政性都有所增強。例如，對于貨幣政策，包括利率在內的價格型政策雖然頻頻使用，但卻由于政策傳導機制有缺陷，往往難以奏效，最終政策制定者發現使用得心應手的，仍是傳統的信貸控制手段。另外，就政府內部機構改革來講，也難以走出低效率重復的怪圈，對舊體制的弊端有所復歸。在精簡人員和機構的過程中，通常難以擺脫“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狀況。

    歐美政府為了救市采取的一系列“國有化”措施，似乎進一步支持了“強政府”的效率命題。如果本輪刺激內需仍然走此前的老路，那么雖然短期內能夠避免經濟下滑風險，但掩蓋和帶來的長期潛在風險確是巨大的。

    為了避免自1994年以來的“強政府化”周期再次無限延續下去，未來恐怕需要更關注三方面問題。首先，本輪以政府投資拉動內需的努力，其伴隨效應之一應該是降低政府儲蓄，減少政府集中社會資源的規模，而非增加和擴大政府財源。近年來，從國民經濟資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到政府部門長期存在凈現金頭寸，這意味著大量的資金配置是通過政府進行的，并且滯留在政府部門。所以，增值稅轉型之類的“讓利于民”改革才是正確選擇，加上投資增加的壓力，應共同促使中央全面精簡政府功能，真正相信市場并讓市場自發配置資源。

    其次，本輪投資應該伴隨“兩基一支”(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和城市公用設施建設領域的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全面允許民間資本介入。如果僅強調政府投資為主，那么只能繼續強化讓人頭疼的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怪圈，大量的資源浪費在“精明”的拍腦袋決策中，而投資領域的市場化建設總是步履維艱。

    最后，本輪投資應避免對“消費”的擠出。我們知道，2007年以來消費保持了較快增長，表明了近幾年一系列培育居民消費的政策在起作用。但近期消費已呈現了后勁不足的跡象，突出表現為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下降，也是居民收入預期弱化的結果。如果政府僅為了保障短期投資的資金需要，而減少對消費的支持，包括增加居民收入等直接支持，以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間接支持，那么必然會阻礙居民消費升級與社會福利改善的現代化改革。(楊濤)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