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著愈演愈烈的次貸風暴不斷把歐美金融企業刮倒，迫切需要有人出來扶一把，而中資金融機構的態度卻發生了從最初的抄底沖動到現在敬而遠之的微妙變化。變化背后，反映出兩個基本事實：

    一方面，當前的國際金融形勢異常嚴峻，且瞬息萬變，在情況明朗化之前輕易做出決定將承擔巨大風險。去年次貸危機剛發生時，中資金融機構的并購還是相當活躍，例如，中投公司曾于2007年6月和12月先后買進百仕通和摩根士丹利30億美元和56億美元的股份，但迄今為止，上述兩筆投資已分別縮水46%和25%；而國開行2007年7月斥資22億歐元收購巴克萊3.1%的股份，目前股價也已下跌了56%。

    另一方面，今年以來，國開行向花旗集團注資及接管德累斯頓銀行的申請接連被否，清楚表明了國內監管部門的謹慎態度，不得不令國內金融機構知難而退。因此，現階段最穩妥的辦法就是暫不介入，權作壁上觀。盡管摩根士丹利近日向中投、中信等都伸出橄欖枝，但中方接盤的意愿普遍不高。

    類似情況同樣存在其他亞洲國家。與去年的收購熱潮相比，阿布扎比投資局、科威特投資局和卡塔爾投資局等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已大大減少了在美國和歐洲市場的活動，相較而言，它們更愿意在印度、東亞和周邊國家尋找機會；而韓國產業銀行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已宣布放棄了收購雷曼兄弟股權的談判。

    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企業曾挾日元升值之勢大手筆抄底美國資產，最后只落得倉皇北顧。歷史教訓提醒亞洲各國，切不可因貪一時便宜而輕舉妄動。然而，這一次恰恰又是日本，再度成為華爾街的救星：三菱UFJ金融集團將收購摩根士丹利20%的股份；野村證券以2.25億美元獲得雷曼兄弟在全亞洲的特許經營權，同時，它還一舉拿下了雷曼兄弟在歐洲和中東的股票與投資銀行業務。此外，瑞穗、三井等也在今年稍早介入了收購華爾街資產的活動。

     世人皆知，沖動是魔鬼。那么，冥冥之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再次推動眾多日本金融企業去干這種火中取栗的事呢？目前媒體分析多集中于日本企業的市場擴張動機和日本國內的人口老齡化約束上，然而，類似情形在其他亞洲國家也不同程度存在，并非日本獨有的現象。筆者認為，至少還有兩個特殊因素被忽略了：

    其一，與其他亞洲國家比較，日本金融企業的“委托－代理”機制并不明顯。無論是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還是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他們所掌管和支配的都是本國公民的共同財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被視為委托人，而金融企業成為代理人。由于雙方所面臨的激勵及風險不對等，在金融市場擴張期，委托人監管意識不強，導致代理人激勵上升，成為風險偏好者，表現出強烈的投資沖動；而一旦市場進入萎縮期，委托人對代理人的監督又過于嚴格，使代理人畏首畏尾，難以自由行事。反觀日本，主權財富基金尚在構想之中，而金融企業的財閥威權背景依然濃重，決策權力相對集中。此外，日本金融企業的龐大規模也決定了其抗風險損失的承受力較強。

    其二，日本金融企業大舉擴張是為了爭奪日元套利交易活動的主導權。2004年以來，美聯儲和歐洲、英國等央行逐步提高利率，而日本央行卻一直將利率保持在極低的水平。在全球16種主要貨幣中，日元利率最低，長期處于0.25％至0.5%之間，這為拆借日元投資其他貨幣的資產創造了條件，并使日元成為全球流動性泛濫的重要源頭。不過，傳統上日元套利交易的一般路徑是：先由一家外資銀行在東京的辦公室按日元拆借利率向日本金融企業借入，再由該銀行的東京辦公室“借給”其總部，并向日本央行報備，最后該銀行總部將這筆資金投入美國、歐洲或是新興市場，或投資于對沖基金，以獲取高額回報。顯然，在此過程中，日本金融企業基本是位于價值鏈底端的資金提供者，只能賺取微薄的利息。

    9月17日，日本央行再次決定將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維持在0.5%水平不變，但如果全球金融市場狀況繼續惡化，日本經濟不可避免會受到拖累，利率也將進一步趨近于零。因此，未來數年間，日元套利交易很可能重新掀起一波高潮。此番日本金融企業選擇果斷出手，既有順手撿便宜的考慮，更是著眼于今后長遠發展，一旦其全球布局完成，屆時日元套利交易活動的主角將不再是外資銀行，而是日本金融企業，交易的路徑也相應演化為：日本金融企業總部將日元直接“借給”其海外分支機構，投資海外金融資產，從而獨享好處。

    顯然，中、日雙方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和考慮，中資金融機構沒有必要跟在日本后面亦步亦趨。況且，現在就斷言日本企業能否避免重蹈覆轍為時尚早——日本金融體系與歐美金融體系根本是兩個系統，無論是經營理念還是文化差異都存在巨大鴻溝，難以輕松跨越。

    而對于中國這樣正在崛起中的新興大國，金融業發展最缺乏的不是資金，也不是市場，而是人才，特別是具有國際視野和經歷的中高端管理和實務人才。以此觀之，此次歐美金融市場風暴無疑提供了一個絕好機遇。據報道，隨著雷曼兄弟、美林和AIG等機構相繼陷入絕境，華爾街已有4萬名金融從業人員面臨下崗，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華人金融高管；而在倫敦金融城，同樣有數以萬計的金融從業人員正失去工作。

    因此，中國應當抓住機會，走在其他亞洲國家的前面，積極延攬高端人才，而不是與日本去比拼抄底金融資產。具體做法可同時包括“走出去”和“請進來”。所謂“走出去”，就是國內金融機構赴海外開設分支機構，借助當地人才優勢，盡快融入國際金融市場；而“請進來”是聘請海外金融人才，特別是華人金融高管回國工作，推動中國金融業快速發展。（劉 濤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