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堅強"和"朱剛強"是兩頭豬，因為在地震中各自存活36天和49天后獲救，引起媒體的關注，追捧，被視為生命力堅強的象征，網(wǎng)友對這種不倫不類的的追捧感到哭笑不得，因此大加調侃；王兆山則是在他的詞作中以遇難者的口吻，表達對政府領導的感恩，被認為過于矯情，特別是"縱做鬼，也幸福"的感慨，和"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的期望，更被指責"強奸鬼意"，有褻瀆地震死難者的嫌疑，遭到了一片聲討，而"縱做鬼，也幸福"在被簡化為"做鬼也幸福"后更顯出肉麻阿諛，令人生厭。

　　但是我們冷靜想一下，這兩者似乎都有合理的一面。

　　首先是"朱堅強"和"朱剛強"，其實在國外，對動物并不是那么不屑，外國人比我們更有愛動物的傳統(tǒng)。大災大害后，堅強生存下來的個人和動物被當作英雄，在國外是很正常的。在國內這種傳統(tǒng)比較薄弱，在災難和戰(zhàn)爭失敗后生存下來的人，被當作英雄的可能性很小，而對動物的姿態(tài)，養(yǎng)寵物更是這幾年才興起的，本身就常被看做裝腔作勢。對豬這樣推崇，明顯不符合中國人傳統(tǒng)的民族習慣，所以這次對"朱堅強"和"朱剛強"的嘲笑，其實包含著對跟潮流者，對新的"假洋鬼子們"的嘲笑，這種嘲笑，從魯迅和老舍的時代開始，好象就沒有中斷過。

　　再看"做鬼也幸福"，其實如果還原為"縱做鬼，也幸福"，好象討厭的程度就減輕了一些，不知道為何會簡化成更加討厭的五個字。王兆山的詞作和"朱堅強"和"朱剛強"剛好相反，表現(xiàn)的不是外來的影響，倒有中國傳統(tǒng)的君臣思想，官民觀念的痕跡，引起警惕和詬病也在于此。其實在中國人的骨子里，確實也有著對"朝廷"，對政府的某種深刻的眷戀，這決不僅僅是官本位三個字那么簡單的，王兆山的詞作當然是太過了，但是對國家和領導人的關懷，一些民眾感覺到的"寧愿肝腦涂地"也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只是在西方人道主義和各種思潮的不斷沖擊下，這種感覺，這種表述顯得非常的不合時宜，所以對王兆山的嘲諷，其實包含著對舊觀念的審視和警惕。

　　10年前，筆者的一個大學老師在課堂上提出疑問，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是離義和團時候的大清國民近一些呢，還是離現(xiàn)在倫敦和紐約的翩翩洋人近一些？從今天我們對這兩個事件的嘲諷來看，我們離兩者好象都很遠，遠到可以產生警惕甚至敵視。但有時卻又都很近，近到可以因洋人的觀念去嘲笑舊的傳統(tǒng)，也可以用民族的傳統(tǒng)去調侃"假洋鬼子"，我們好象什么都不是，又好象什么都是，就這樣徘徊在兩者之間。

　　歷史就是上帝，實踐之后一切盡有答案，所以據(jù)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fā)笑，大概是他老人家早有安排吧。過多的擔心當然是杞人憂天，但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當然有必要認清在我們身上產生的各 種影響，理清民族大腦中盤根錯節(jié)的各種思潮。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里去，也許只有歷史才能確定地告訴后人，但在我們這個時代，也需要自己有清醒的定位，盡管未必精確，但是至少要為觀察、整理和利用自己的身上的東西提供一個基本的座標。（莊華毅）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