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新華網的《天下雜談》發表了朱少華先生的《得罪誰都不要得罪評論家 》。朱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時評家，寫了不少精彩的時評文章，作為一位時評寫作的初學者，我經常讀朱先生的評論，覺得受益良多。但讀朱先生的這篇文章，感覺是雖然讀來很痛快，卻讓人對朱先生的觀點有些看法，因此，不揣冒昧與淺陋，想在這里談談，也希望得到朱先生的指正。

　　朱先生的這篇文章是對那些對什么都要“說三道四”的“評論家”的批評與諷刺。

　　朱先生舉出了某省衛生廳副廳長在訪問一個全村最貧困的家庭時，雨大了起來，旁邊的人為副廳長撐起了傘。照片一出，有網友就批評道：“出門隨行打傘開道，領導不是沒有手舉傘，而是習慣被人伺候！”另一地某領導冒雨視察農家，并把雨傘撐在了一位農民頭上，又有評論說，這里的領導就會“作秀”及對省長騎自行車上班、用乳汁喂養災區孩子的“警察媽媽”破格提拔的議論聲的例子。

　　很清楚，朱先生認為“評論家”們就是“爺倆抬驢”中的“路人”，總是跟做事的人過不去，“爺倆”怎么做你們“評論家”都有話說，因此，領導怎么做都不對，所以，只好“各回各家”，那位省長也“只有扛著自行車上班了”，而有關“警察媽媽”被提拔的事更是被搞得無所適從。我則認為網友對別人為副廳長撐傘的批評，雖說顯得有些武斷，可能有些冤枉那位副廳長，但也是事出有因的，因為我們見過了太多的職位遠遠小于副廳長的官員外出時都慣于讓“下人”打開車門、打傘、提包等等“無微不至”的照顧，于是誤傷了那位副廳長；批評給農民打傘及省長騎車上班是“作秀”也屬此類，因為如今很有一些官員很善于“作秀”，而關于女警察的被提拔是否應該，其實還是可以商榷的，并非有質疑就不對，在過去，不是也有過“火線提拔”的干部后來證明不值得那樣提拔的事嗎？因此我覺得，是一些官員的習慣性動作導致了批評者的習慣性判斷，不應該將板子全打到“評論家”身上。再刁的網友，批評過溫總理“習慣被人伺候”與“作秀”嗎？好像沒有。對抗震救災中的那些感人事跡說三道四了嗎？好像也沒有。

　　另外是有關人們對“范跑跑”由開始時的“幾乎一邊倒的大罵”到兩人在電視臺上公開對陣時，由于郭松民先生的失態，“在公眾的評論中，不僅讓本來‘穩操勝券’的郭松民‘一敗涂地’，還給他送了一個雅號‘郭跳跳’。”如此又是得出結論：郭松民是怎么表現都不討好。其實這件事，開始的時候， 的確是討伐“范跑跑”的人占多數，當郭先生在與“范跑跑”面對面交鋒而表現過于缺乏風度時，讓一些人對他產生了反感，因此，刲了他一個“雅號”，而有的人本來就是站在“范跑跑”一邊的，由于郭先生的的失態，更讓他們覺得這個人是個“偽君子”了。在此，肯定有人表現得欠水準，可決不至于如朱文中所說的那樣：“事后筆者猜想，在這場PK中郭松民應該怎樣表現才能得到公眾評論認可呢？發火了沒有風度，溫文爾雅可能讓許多人感到不解氣，要是讓“范跑跑”的“囂張氣焰”鎮下去那更遭，郭松民恐怕就沒法活了。”問題遠沒有朱先生想像的那么嚴重。更多的人其實是在惋惜郭先生沒有把握好那場PK。朱先生的猜想未免多了些，他的這種猜想在有關省長騎車上班和女警察的提拔上更多更豐富。

　　朱先生說，作為評論家，要有社會的良心，更要分清是非，這當然是非常有見地，也十分正確的，但是看了朱先生的文章，讓人覺得，在朱先生看來，只要是對一些人和事進行質疑和發出不同的聲音就是沒有社會的良心，沒有分清是非，“最起碼沒有摸著自己的良心說話。”如此的判斷是不是太武斷了？朱先生總結那些“評論家”總要“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原因時說：“因為要發稿，因為作者要為稻糧謀，也因為媒體要發出‘有特點的聲音’，于是有些評論家就專門要發出‘標新立異的聲音’”。這恐怕也同樣有些武斷，不可否認，的確有朱先生所說的那種可能和情況，但我認為，這畢竟只是少數，因為眾所周知，如今在網上寫評論，絕大多數都是不給稿費的，所以，多數人的無論是說好還是挑刺的聲音，都是無法“為稻糧謀”的，人們要對生活中的人和事“說三道四”，多數還是有感而發，是關注民生、關注社會、希望為社會的公平、進步、發展盡一份力的一種表現，只是因為各人的立場、知識、判斷力、水平等等有差別，從而導致發出的聲音有差異，這本來也應該是很正常的事吧？朱先生怎么就那樣受不了？

　　朱先生開頭就講述了那個家喻戶曉的“爺倆抬驢”的故事，用來形象地說明要做事的人面對眾多的“評論家”是怎樣的一種窘境，但我倒是認為，那個故事用在此處對朱先生觀點的幫助并不大，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的本意，好像重點并非是諷刺“評論家們”的橫挑鼻子豎挑眼，重點是諷刺那“爺倆”的沒有主見和愚蠢可笑，如果我們的一些官員們都是“爺倆”那樣的別人一說三道四他們馬上就“改正錯誤”的人，那他們或者倒是很可愛的人或者是根本就不能當官做事的人，能用這否認“評論家”進行批評嗎？

　　我們早就有“百家爭鳴”的傳統，而我們的文藝方針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何況這是二十一世紀了，在網上，人們連讓人惡心的“芙蓉姐姐”、 蘭董、賤女孩那樣的表演都容忍了，朱先生卻連時評者的一些不同的聲音與質疑的聲音都無法忍受？朱先生也是一位“評論家”，而且是有相當名氣的評論家，不知朱先生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倒是毛主席早就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恐怕才是科學的態度。作為“評論家”有權說自己愿說的話，當然，前提是不違法、也不違心、言之有理，如果你只圖痛快而胡說八道，甚至造謠中傷、誹謗污陷，那不是還有“文責自負”么？怎么可能讓大家不說或者只用同一種腔調來說話？如果真那樣了，不是一種倒退嗎？那還叫“評論”嗎？那叫定論了，現代社會而沒有批評之聲、質疑之聲、不同的聲音，那是社會之幸還是不幸？

　　而作為做事的人，如果自己心中有底，有自己的判斷力，面對“評論家”們的聲音，可以一笑置之，也可以從中受益，應該不會讓他們成為那抬驢的“爺倆”，因為那“爺倆”之可笑與可憐，主要還是自身造成。（陳家沛）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