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山所作“鬼詞”的立意到底有沒有問題呢？既然沈大“時評家”認為沒有錯，而且，還有《齊魯晚報》的“編輯、總編，一層層把關”，自然肯定是不會有問題的，何況“文學來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的語境”，因此，“縱做鬼，也幸福”“是通過文學的方式替逝者表達情感”，是“對遇難者的尊重”——這又怎么會問題呢？

　　但筆者畢竟只是鈍根之人，一根筋到底，認死理兒——就算受了沈大“時評家”的“天啟”，也仍然在王兆山的“鬼詞”里讀不出“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意味來。自然，陸游的詩與王兆山的詞都與“鬼”有關，但陸游是把當下的活著的人——即他自己——想像成未來的“鬼”，并以活人的身份要求兒子在自己死后不要忘了將“王師北定中原”的好消息告訴他。陸游的《示兒》表達的是詩人對收復失地、國家統(tǒng)一的強烈渴望，至多不過算作活人的遺言，可既然“發(fā)表過上千篇時評”的沈大“時評家”祭出了“鬼文化”的法寶，不妨就將它算做“鬼詩”吧。

　　相比之下，王兆山的“鬼詞”則是讓地下的亡靈，即“鬼”，代替自己表明心跡——與其說王是在“代鬼立言”，倒不如說是王強迫“鬼”代他立言——在此意義上，王兆山的“鬼詞”其實是雙重的“強奸鬼意”。不可否認，“地震災區(qū)的幸存者受到來自各方的關愛、關懷、關注、關心”（即“黨痛國愛”），如果死難者地下有靈，確實也有可能“寫頌詞”以“表達對海內(nèi)外人民、各級政府對抗震救災的由衷感佩”（據(jù)沈大“時評家”“鬼文化”說）。但是，恐怕沒有一只鬼會說自己在地獄里很“幸福”罷。在古希臘史詩《奧得修記》里，阿基留斯的亡靈見到偶然來到冥界的俄底修斯，對他說:“別安慰我，光榮的俄底修斯，/我情愿當個鄉(xiāng)巴佬開荒種地，/饑腸轆轆侍奉一個窮乏的主人，/也強似在此統(tǒng)率死人的魂靈。”中國也有句俗話說，“好死不如賴活”。可見，好生惡死乃人之常情，鬼也不例外。因此，“鬼”的心存感激不能成為為王兆山開脫的理由——王兆山只不過是將“鬼”當成他“歌德”的工具罷了，哪里考慮過“鬼”的真實感受。

　　如沈大“時評家”所言，網(wǎng)友的謾罵與宣布退出山東作協(xié)的李鐘琴對王兆山的評價確實侵害了“王兆山的人格尊嚴”。然而，人必自尊，然后別人才會尊重他。當王兆山強迫“鬼”為自己的痛失生命而“幸福”時，則不但侵害了亡靈們的“鬼格尊嚴”，而且也極大地傷害了遇難者的家屬與其他災民的感情。如果王兆山自己做了鬼，他可以代表自己說，由于有“黨痛國愛”，死了也很“幸福”，但他卻無權代表別人這么說。作為一個理性的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言行承擔相應的責任——當他的行為褻瀆了生命，褻瀆了人性，甚至褻瀆了“人”這一稱號的時候，他也就在這一事件上失去了為別人對他的“不尊重”進行辯護的權力。耶穌雖然教導我們，“人家打了你的左臉，你就把你的右臉也送給人家吧！”但畢竟這世上沒幾人能達到耶穌的境界，要想網(wǎng)友對王兆山客客氣氣，尊重他的人格，恐怕只是沈大“時評家”的一廂情愿罷了。

　　雖然沈大“時評家” “最害怕的就是那種偏激思想的遺風，動不動就搞人身攻擊，亂扣帽子”，可為了替王兆山辯護，也為了“防患于未然”——杜絕網(wǎng)友們在讀到他的文章后對他進行人身攻擊的可能，于是便給不尊重王兆山“人格”的網(wǎng)友們扣上了一頂有使中國社會“倒退到文革年代”的大帽子。殊不知，諸如王兆山之類的“歌德派”文人，他們的另一面倒正是亂給人扣帽子的“惡魔派”文人——真正有使中國社會“倒退到文革年代”貨色到底是誰，相信“人民群眾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因此，對于王兆山之流，我們應該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因為他目前遭到千夫所指，萬人唾罵而同情他，保不定他什么時候翻身了就要咬上你一口。（宕子）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