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一句話，大意是：5.12之后，寫詩是可恥的。我相信這是靈魂對于難以承受的大愛與大悲互相震擊所發出的顫栗之音，不該完全從其字表來理解。類似的情結，還可在人們對于“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句表述的不原諒態度中見到。

我無意探討這些激忿之語的對錯，而只想說：我們從這樣的表達和人們的反應之中看到了什么？

　　一者，我想這是對于詩歌的誤讀。這不免使我悲哀地感到：我們真的已經與詩歌隔膜得太久了，以致我們的詩人和愛詩的人們，都全然不習慣了它所特有的那種感發和生命。記得曾經有人慨嘆：今天不是詩歌的時代，而是“大家過平常日子的時代”。或許，我們在武俠小說、流行音樂和股票漲跌的消磨里浸泡得太長了，不然何以當遭遇到那種“興發感動的生命”之力，竟至這般地不安而想要逃開呢？

　　何謂詩？《毛詩大序》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當內心之中有一種感發，情動于中，用語言把它表達出來就是詩歌。鐘嶸《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說：“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風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當我們的民族遭遇到汶川地震這樣的巨大災難，當數萬人的生命在天崩地裂的瞬間與親人竟成永訣，當無數孩子再也不會擁有自己的兒童節……凡此種種的長夜掙扎、痛心裂肺，除了詩歌，可還有任何一種文體的形式可以救贖？可還有另外一種字句的鋪排舞詠、激蕩磅礴可以承擔？

　　二者，我想這更是對于死亡、悲劇、災難等等的誤讀；換言之，是根植在我們內心對于它們的不敬和褻瀆。

　　試問，死亡、悲劇和災難的主題或竟是可恥的嗎？難道對于它們的逃避和不肯直面不是一種更大的恥辱嗎？有人說，中國人的性格是堅韌的，這表現在他們能夠平靜地面對和承受任何苦難的力量和行為。可是，如果剖開這堅韌的內核會看到什么呢？難道不常常是麻木、是遺忘、是混沌和那種認命的苦熬？

　　或者可以這樣地形容這種堅韌：

　　像植物一樣根植土壤，生長、結果然后腐爛。

　　這是一種“植物的堅韌”，一種以木知木覺乃至無知無覺“支撐”的堅韌！于是，我們常常不是直面著死亡、悲劇和苦難，而竟是掉過頭去不要看它；不是心中懷有對于它們的敬畏，而竟覺得感詠它們的人做了一件錯事，至少為這感詠而承受著不安的責問。于是，死亡、悲劇和苦難一次次地被我們放到了看不見的角落，放到了離我們疼痛的觸角最遠的地方。

　　于是，這個多難的民族，雖然比世界上其它的民族都經歷了更多的死亡、悲劇和苦難，卻又總是難以從死亡中學會對于生命的尊重，難以從悲劇中產生讓悲劇不再發生的思考，難以從苦難中找到指向幸福的路標。這才有了他人眼中如許的慨嘆：“這些周期性的大規模降臨的災難應該使他們意識到，必須采取一些永久性的、大范圍的措施，然而，他們所采取的卻一直是那些權益之計，似乎這些災難以前從未發生過，往后也不會再次發生了……”

　　最后，我還想說，我們這些誤讀和不敬中最大的一宗“冤案”，既非對于“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激憤，亦非那句“詩歌是無恥的”喟嘆，而實在是對于那位可敬的老人“多難興邦”題詞的誤解。

　　許多人從歷史的角度，從文化乃至哲學的角度剖解著這句話；而其實，我想僅用一句話便足以廓清所有的迷霧：

　　“多難興邦”，這不是一句普通的題詞，這是詩！這是那位可敬的老人在那個極為特殊的環境和時刻，用他所有的情感、智慧和力量，傾其生命之力所書寫的詩歌！

　　正因為它是詩，正如一位我所尊敬的長者所言：理解它，需要用心靈去感受，需要一顆善良的心；

　　正因為它是詩，不是施政報告，不是總結文件和評論、說明……那位老人在那個時刻是不可能寫出這類文字來的，我們也不該用這樣的要求去剖解它、分析它，因為詩歌是不能被如是剖解和分析的；

　　正因為它是詩，它是興發感動的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大愛和力量，它絕不是我們所慣常見的，為著某些政治的需要，為著某個政黨或組織的利益，甚至只是為了某個“運動”的需要而做的召喚和口號……不，它是詩！它絕來不及，因而也不可能經受那樣的一種過濾和布置。

　　它是詩――它是書寫在這個民族的大難之時，它是書寫在我們每個人的情感和心靈之上，它更是書寫在未來歲月里的一首詩！（左黎）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