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市委書記租田當農夫能夠成為新聞，我想新聞的“聞眼”在于長沙市委常委、瀏陽市委書記身份的特殊性，這個新聞如果發生在其他普通公務員身上，我想是成不了新聞的，因為普通人租田種田也自然引發不了北京大學教授夏學鑾、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應松年等知名學者的關注，也自然引發不了多方的熱議。

　　應當說，市委書記租田種田有其積極意義:如親自種田，深入基層，了解百性疾苦，在研究農村工作時因為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而有助于解決當地一些農村問題，甚至為長沙乃至湖南的三農問題的決策提供實踐依據。推而廣之，如果以市委書記的示范作用為契機，帶動一大批官員深入農村、廠礦、社區等基層一線，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這個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便賦予了其新的實踐價值。

　　值得關注的是，易佳良一再強調租地種田是個人愛好，而實際上，這個個人愛好卻動用了太多的公共資源，在拋秧那天，先是由當地溪江鄉黨委秦書記帶著農業部門的幾個干部先行來到田間，后來易佳良帶上司機、秘書一行有十余人，先后來到田間拋秧，“愛好”著易書記的愛好。其實這已經不單是個人愛好的問題了，那么多的官員拋下手頭的事情不做，專程來成就易書記的“個人愛好”不說，七位領導干部入股的錢不知道有沒有將國際油價高居不下的汔車用油費用算進去。

　　單純從法律層面上講，作為一個自然人，易佳良租地種田的行為法律上沒有禁止，去做了當然算不得違法，因為立法精神上講法律沒有禁止公民都可以為之，作為公民的易佳良的這種個人愛好算不得什么壞事，法律又不禁止，只管去做好了。但除了自然屬性外，易佳良還是一個社會的人，在于他擔任公職的社會性上，如果一個市委書記為實現個人愛好而怠于勤政，就值得很多人去反思了。雖然現在沒有說他怠于勤政的報道，但是，農活的時令性很強，假定工作的緊迫性與農活的時令性發生了沖突，如果放下種田去干工作給你以做秀之嫌，如果放下工作去干農活則給人感覺是不務正業，無形中“租田當農夫”將易書記其置于了一個二難選擇，無論易書記做出哪個選擇，都不太合適宜。

　　“在其位，謀其政”公務員法的職業要求，注定了在擔任公務員職位的時候必須犧牲自己的個人愛好，就算是自己的個人愛好與履行職務并不矛盾，也不能動用公共資源滿足自己的私人行為。如果有一天，易書記不再擔任公職，在他退休后既能實現自己的個人愛好，又能上繳更多的“愛國糧”，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對他投去關注的目光，并為他的行為喝彩。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