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最初形式是契約，契約是根據需要來訂立的。也就是說，法也要應時而變，但是也不能隨便立法。而在現代社會，我們卻經常看到很多地方習慣了什么都要立法，以為立了法就找到了依據，就可以嚴懲違規者。

    近日，針對當前一些城市中出現的業主私自違法改建住房，危害他人安全搞“房中房”的現象，廣東一些城市已立法管制，有的正籌劃出臺相關政策，制止這種亂改住房出租牟利的行為（詳見12月25日新華網）。

    筆者對法律不是很精通，但是，筆者以為房產是不動產，“房中房“就應該歸屬于《物權法》的管理對象。處理“房中房”應該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條文才對，為何會在現在找不到相應的處罰條例，而要單獨確立一個新的法律呢？

    這樣的現象似乎并不少見，一些地方一遇到一些情況就喜歡確立一部法規來規范。這其實是對法律產生了過分的依賴心理，更是對法的功能的錯誤理解。而法律終究是死的，會過時。那么，面對出現的種種新現象都要用法律來解決，那法將逐漸束縛住我們行動的步伐，也將貶損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以及無償性。

    “國家的生存不是靠法律，而是靠立法權。”這個定律在幾百年前就已經有思想家指出了。為何到現在，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還喜歡完全依靠法律來治理國家呢？盧梭指出，政府是有中間力量的，以溝通全體對于全體，或主權體對于國家的關系。

    也就是說，政府治理國家是需要找到自己的治理藝術的，不能完全依賴法律。當然，尋找這種治理藝術是需要時間和智慧的，一個不善于管理的政府是不可能找到好的治理藝術的。廣東省一些地方出現“房中房”現象，不是單一的，而是普遍現象。據廣州市天河區政府調查，這個區內共有１５００多套“房中房”。那這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呢？

    是因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無法嚴懲導致了這些利用“房中房”牟利的人跟風嗎？這或許是一個原因，因為作為統治階級習慣了懲一戒百、作為被統治者則習慣了法不責眾。依賴于法律來治理社會的政府是不可能治理好國家的，就如同依賴于嚴刑來懲罰罪犯的封建社會一樣，是要被歷史淘汰的。

    筆者以為，“房中房”成為廣東一些地方的普遍現象，其原因歸根結底還是人們對利益的瘋狂追求。那么，管理“房中房”現象僅僅依賴于一部新法，那對“房中房“現象的遏制將無濟于事。而與此同時，我們的法律將在這種政府的依賴心理之下，變得分文不值。政府的形象也將在這個管理過程中變得一塌糊涂。（肖隆平）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