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抓捕兩名越獄逃犯，江西贛州市興國縣決定取消11月3日、4日兩個雙休日，要求全縣干部群眾參與圍捕。具體由一般干部帶領群眾，3至4人一組，攜帶手電筒和防身武器把守各路口，以協助公安、武警進行圍捕。（11月3日《新京報》)

　　筆者認為，興國縣的做法涉嫌侵犯公民法定休息權并給普通公民增加非法的過分負擔。

　　根據現代政治學常識，公民建立政府，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通過授權政府壟斷暴力，制止違法行為，以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自由。除非遭受外國侵略或大規模暴動，普通公民不負有對抗不直接針對自己的暴力犯罪的責任，特別是當這種對抗可能需要付出較大代價時。

　　而追捕越獄逃犯，顯然就是這樣一種既不直接針對某一具體公民自身、又存在巨大風險的任務。這樣的任務只有公安、武警等特定人員才負有法定責任，其他普通國家工作人員都未必對此“與有責焉”，更不應該強制要求普通公民承擔（如有公民自愿承擔另當別論）。

　　所以，興國縣這種要求普通公民停休參與追捕逃犯的做法，一方面涉嫌越權增加公民過于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面又涉嫌推卸政府自身的法定責任。

　　這種做法在現實中其實屢見不鮮，僅僅從各種宣傳標語中就可見一斑。諸如“全社會動員起來”之類號召，所為其實只是本應由某一特定部門負責完成的工作，大多數公民根本無須承擔任何責任。還有的標語干脆直接就宣稱完成某項工作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其實也只是寫標語部門自家的事。

　　這種現象正典型地反映了當前我國政府職能界定上仍然存在的一些誤識：許多本應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往往過多地被推卸給全社會，而一些本不應由其承擔的責任它卻擔之不疑。后者如企業的微觀經營、公民生活方式的選擇等，前者如公共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基本保障等。正是這種對政府職能的誤識導致了一些地方政府職能的經常性越位、缺位和錯位。

　　這種誤識的根源還在于政府權力過于強大：權力太大就會趨向于無所不管，特別是在有利可圖的領域。另一方面，權力太大必然導致責任太小：權力處在不受約束的地位，就可以輕易推卸責任而無人可以究其失職之責。

　　追根溯源，只有當我們真正實現了對政府權力的適當約束，并徹底克服在政府職能上的誤識之后，類似興國縣要求普通公民停休參與追捕逃犯的荒唐行為才有可能在現實中絕跡。（陳明峰）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