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公司的辭職風波再次證實了一點：沒有哪部法律是完美的。

　　將于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規定：凡符合連續工作滿10年或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條件，企業應與勞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就像一個緊箍咒，企業必須尋求解脫之道。

　　據報道，包括老總任正非在內的近萬名工作滿八年的華為員工，在2008年元旦以前都要辦理主動辭職手續，再與公司簽訂1到3年的新勞動合同。令員工先“主動辭職”，再“競爭上崗”，其間華為還補發一部分損失費，這種做法充滿了人情味———這正是輿論對華為不乏同情理解之聲的緣由所在。

　　華為錯了嗎？我不懂經濟管理學，僅從法理上講，絕對無可厚非：這是很正常的法律規避。自法律誕生之日，法律規避（我是在普遍意義上，非在國際私法意義上采用此概念）就一直存在。規避法律未必是不懂法、不守法，而可能是我們俗稱的“打擦邊球”，利用法律與其他社會權力之間的空隙，狹義而言，還可能是利用國家制定法與民間法之間的空隙，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實現盡可能大的收益。“規避”未必是貶義的，而是中性的。

　　以我們談論的主題為例，華為的對策就是把握住了新舊勞動法交接的時間差，合法且合理。而此間出現的漏洞，責任在誰頭上呢？如果一部法律并非一經頒行即刻生效，那么立法者必須考慮新舊法更替之緩沖期所可能暴露的種種問題。當然，立法者不是萬能的，正如法律不是萬能的，所以法律規避的策略能夠大行其道。

　　有些人因此對新勞動法持悲觀態度：這么大的漏洞，是否會引發七步追魂的奪命傷，致新法于死地？對此，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現代社會，幾乎所有的法律，從訂立到落實于人心，都有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與其視此間的波折為倒退的因子，不如將之作為修補完善、日臻圓滿的機遇和動力。就以某些企業對“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充滿恐懼來講，立法者應從中窺見什么？保護處于弱勢的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并沒有錯，可過分的保護是否將造就一種新的“鐵飯碗”？如果“以弱勢之名”完全等同于“以道德之名”、“以法律之名”，社會關系難免不扭曲裂變。立法者作為船長，不僅要正視船舶的質料與結構，還需展望遠處的礁石和波濤。

　　并不是要為資本說好話。資本以逐利為目的，恰與人性相通。這次規避，正可視為資本與法律的一輪掰手腕，現在定論誰是勝利者還為時過早。最佳的結局則是雙贏：當規避事件成為法律與資本的良性博弈，資本可借此實現利益最大化，法律則可借此修復自身漏洞。不妨判定法律規避構建著一重社會張力，它告訴立法者，我們能鉆多大的空子，法律的權威之光距離自然的良善之域就有多遠。

　　我們可以引用朱蘇力先生的論斷來樂觀華為風波的結局：法律規避也是制度創新的一個途徑。

　　最后提出一點質疑：華為的近萬名員工，真的都“自愿而主動”上交辭呈，配合公司的規避決策？———若情況屬實，請有關部門務必破格提拔那位負責企業文化和員工思想教育的同志。一旦存在非暴力不合作者，他的命運將會是什么？是在這場螞蟻撼大象的艱苦斗爭當中成功捍衛自己的合法權利，還是重復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悲劇，被公司強硬清除？此際，我們最不希望法律規避的出現，但可有哪一部法律能夠幫助該員工滿懷信心地踏上維權的荊棘路？如果答案為否定，那才是真正的“法律死了”。（羽戈）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