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名人之所以敢無視法律法規(guī)超生，在筆者看來，是因為我國現行法律法規(guī)在制止、約束超生等方面存有缺陷。我國《計劃生育法》規(guī)定，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這是我國控制人口過度膨脹的有效舉措。規(guī)定還指出，不符合有關規(guī)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然而，這個社會撫養(yǎng)費該如何征收，對不同的人群該征到何種程度，卻沒有作出明確規(guī)定。

　　盡管現實中有富人、名人因超生被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比如廣東省要求對富人、名人超生一次性征收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yǎng)費，但是，這種社會撫養(yǎng)費往往難以對富人、名人超生起到震懾作用。以年收入20萬元者為例，表面上看48萬元甚至更多能罰得超生者望而卻步，但實際未必這樣。一個事實是，那些敢無視法律法規(guī)超生的人，一般都不是拿死工資的人，他們的收入很難核對，比如一些私企老板、明星名人，其一年的真實收入到底有多少，別說計生部門難以取證，有時連他本人恐怕都未必清楚。何況，在準備超生之前，他們可能早就提前將財產、房產等等處理好了。

　　因此，通過罰款來遏制富人、名人超生，恐難收到良好效果。如前文所述，富人、名人之所以敢違法超生，是因為我國制止、約束超生的法律法規(guī)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西方有格言曰：法律不得使違法者通過違法行為而獲利。既然富人、名人出現超生是因法律法規(guī)不完善，那么，我們就應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來遏制超生現象。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筆者以為應通過加大法律懲罰力度，來應對富人、名人超生現象。既然他們不太在乎罰款或者罰款解決不了問題，那是不是可以考慮其他法律懲罰，值得認真研究。

　　無數事實告訴人們，既然道德層面的口誅筆伐、經濟處罰以及行政處罰都不能遏制富人名人們超生，那么如果我國能在刑法中增設相應條款，對名人富人的超生行為追究刑事責任，想必名人富人們超生的“囂張氣焰”會消解不少。當然，對超生的處罰要上升到刑事責任的高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比如需要法學家們的認真研究，需要社會各個層面的廣泛討論。 陳霞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