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新三性”釋放微調信號

眼下正是考驗決策者水平、增強政策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節奏和力度、判斷政策高明程度的關鍵時刻。我們所需要的貨幣政策靈活性，既要有眼前的考慮，更要有長遠的思路，或將經歷“穩中求變”、 “變中求解”、“解中求果”三個步驟，正確處理好眼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的關系，最大限度發揮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作用。

各方觀察人士注意到，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今年第二季度例會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釋放出了政策微調的信號。比如，首次提出要“把握好政策節奏和力度”，重申要“注意把握政策的穩定性、針對性和靈活性”，強調要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引導商業銀行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特別是對“三農”、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等等。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貨幣政策可謂經歷了史上罕見的“過山車”，從兩年時間投放幾十萬億貨幣到在不到一年時間內12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回收銀行體系過量流動性超過4.2萬億元人民幣，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也攀升至21.5％的歷史高位。

無論是金融危機爆發后貨幣的天量投放，還是在通貨膨脹壓力下政策的步步緊縮，都可以認為是特殊形勢下的特殊手段。問題在于，面對經濟形勢的變幻莫測，如何增強政策的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的節奏和力度，才是對決策者的真正考驗，也是政策高明與否的關鍵。

顯然，眼下就到了考驗決策者水平、增強政策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節奏和力度、判斷政策高明程度的關鍵時刻。因為，只有增強政策的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的節奏和力度，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貨幣政策的正面作用，減少貨幣政策的負面效應。

那么，欲使貨幣政策更加靈活、政策的節奏和力度更加科學，筆者之見，有“穩中求變”、 “變中求解”、“解中求果”三個步驟。

在經歷了“過山車”般的激烈震蕩以后，現實已不允許貨幣政策繼續強烈震蕩，“穩定”已不僅僅體現在“緊縮”，而應更多突出“靈活”，力求“穩中求變”。一方面，政策必須保持穩健狀態，避免對通脹產生新的動力；另一方面，在政策持續緊縮以后，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微妙，特別是中小企業，普遍出現了信貸資源緊缺、融資成本急劇攀升的問題，如果繼續緊縮下去，很難避免“超調”、“過調”現象。因此，在不改變“穩健”基本格調的情況下，放緩緊縮步伐，把握好政策的節奏和力度，并用更加靈活的方式對政策進行微調，化解薄弱環節的融資困局，就成了當前貨幣政策最重要、最關鍵的工作。應當說，此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已釋放出了政策“穩中求變”的積極信號。

在結構性矛盾難以短期內有效解決的情況下，“變中求解”的思路可重點突出這樣兩個方面。在不改變貨幣政策基本格調的基礎上，適度放緩貨幣總量的控制，釋放一部分信貸資金，重點用于解決“三農”和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前提是，釋放的資金必須真正用到“三農”和中小企業身上，而不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把釋放的資金全部投到其他方面。如果這樣，監管部門應當對商業銀行給予處罰；加大信貸結構調整力度，改變目前信貸資金流入非生產類企業比重過高、生產類企業和中小企業比重過低的現象，逐步提高生產類企業的信貸資金比重，增強經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此基礎上，要加強對民間金融行為的監管，嚴厲打擊各種違法金融行為，特別是高利貸行為，避免金融秩序的進一步惡化。

解決眼前的問題是貨幣政策“穩中求變”、“變中求解”的目的，而最終目的是要通過政策的調整和完善，找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措施，使中國的金融政策更加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適應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高經濟的運行質量與水平。

筆者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金融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重點要做好三項工作。首先，提高貨幣政策的前瞻性，避免大起大落。這一點，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其次，加大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監管失位、缺位，甚至錯位，是貨幣政策穩定性不夠、信貸資金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監管的力度大一些、針對性強一些，就不可能出現信貸資金過度流入政府融資平臺、開發商和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現象，更不可能出現地下金融泛濫的現象。如何提高監管水平、加大監管力度，使監管更有作為，也是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和關注的問題；其三，規范銀行的經營行為。目前，銀行在經營上存在信貸投放無序、收費泛濫兩大積重難返的問題。這不僅讓中國的銀行公信力嚴重下降，也使銀行的風險隱患增多。如何規范銀行的信貸行為，是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總之，我們所需要的貨幣政策靈活性，既要有眼前的考慮，更要有長遠的思路。只有正確處理好眼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的關系，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作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譚浩俊 作者單位：江蘇省鎮江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