曖昧與徘徊：日本遠未達成共識的戰爭責任認識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出現了爭論和交鋒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日本民眾，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愿提起或刻意忘記悲慘的戰爭記憶，戰爭責任意識似乎也變成了一股埋藏在國民內心深處的潛流。但是，隨著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實現了“趕超歐美”的經濟目標，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早已按捺不住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野心，公開叫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否定南京大屠殺，推動戰犯合祀靖國神社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暴行，極大地刺激了剛剛經歷過大戰的日本民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井上清等人憤怒地批判“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小田實系統地提出了戰爭加害與受害理論，宗教界發表了戰爭責任告白，對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表示反省。激進的日本青年成立了“東亞反日武裝陣線”，不加區別地追究古代日本人對蝦夷、愛努、朝鮮的戰爭責任，近代日本人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以及當代日本人對亞洲各國的經濟掠奪，甚至發動了一系列爆炸事件。這些在日本人看來十分激進的言論和行動表達了對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戰爭責任的憤怒，但也因這些過于極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鎮壓、媒體的攻擊和民眾的誤解。

戰后日本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的爭論和交鋒，使本已相對沉寂的戰爭責任意識潛流變得波濤洶涌，并隨著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舊事重提而引起日本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在訪美前后接受記者采訪時，反復聲明發動戰爭的責任不在他，而結束戰爭的“圣斷”卻是他作出的，試圖以此緩和美國國民要求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敵對”情緒。日本政府和保守派學者通過著書立說，極力塑造昭和天皇在戰前是遵守“立憲君主主義”的“和平主義者”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堅持“和平主義”，反對那場戰爭，那么，亞洲太平洋戰爭自然無法正當化。這與保守派、右翼一邊叫囂維護天皇的尊嚴和地位，一邊推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明顯地自相矛盾。保守派與右翼無法自圓其說，只得破綻百出地根據具體情形選擇天皇“和平主義者論”或“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即使進步派學者之間，也因為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出現了分歧，粟屋憲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贊同家永三郎所謂既然東京審判沒有起訴天皇，故天皇不負有戰爭責任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民眾，也逐漸破除了20世紀60年代的“菊禁忌”（嚴禁談論皇室事宜）。據時事通訊社1989年2月的調查，可知當時至少有52.4％的人認為天皇“有全面責任”和“多少有”戰爭責任，而認識到自己也有加害責任者約為30％，但這已是戰后日本社會認識戰爭責任的頂峰。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的解體、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對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的解體、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全面肯定“大東亞戰爭”的論調雖明顯地“衰退”了，但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依舊在日本徘徊不前，且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冷戰結束后，日本對過去的戰爭負責、反省、道歉和賠償的呼聲噴涌而出，成為一項國際性運動。據統計，從1977年韓國人孫振斗偷渡日本并提出賠償訴訟，至今已有80多起要求日本賠償的訴訟案件。這種井噴式的索賠運動被日本保守派和媒體惡意地轉化為——中、韓等國是在打“歷史牌”，意在進行經濟“敲詐”；將中、韓等國批評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右翼分子等與普通國民強行捆綁在一起，在靖國神社、教科書事件等歷史問題上，煽動“日本人”與亞洲各國的矛盾和沖突，激發狹隘的大和民族主義。日本政府在蘇聯解體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試圖建立美日歐三足鼎立的國際秩序，故在戰爭責任的表態上似乎有了積極變化，以求得亞洲鄰國的諒解，但除了聯合政府時期曇花一現式的民間賠償外，基本上拒絕了亞洲各國的賠償、補償要求。如今GDP已被中國超越的日本，在經濟毫無起色而又面臨3·11東日本大地震的沖擊之下，不少右翼政客紛紛將目光轉向了周邊鄰國。日本與中俄韓之間的島嶼之爭，以及安倍晉三保守的競選綱領，似乎就是要沖破二戰后國際體制的束縛，急欲率領日本重走政治軍事大國之路。

■戰后60多年來，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很難用“翻案”或“反省”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解釋

戰后60多年來，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很難用“翻案”或“反省”這樣簡單的二分法解釋，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有時候是涇渭分明，有時候是霧里看花。如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對外戰爭的性質，日本進步派大多承認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但也有人認為應根據戰爭進程、戰爭對象等具體分析那場戰爭的復雜性質；日本保守派大多妄圖正當化那場戰爭，但也有人承認在那場戰爭中有“侵略行為”；普通國民中則有相當一批人認為那場戰爭是“迫不得已發動的”。在承擔戰爭責任方面，日本進步派大多認為日本人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但也有人主張僅僅承擔戰爭責任而不愿承擔戰后責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認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拒絕甚至批評受害國民眾提出的道歉、反省和補償要求，但也有人不排斥日本民間對受害國民眾的補償方式。普通民眾中既有人承認戰爭責任，也有人否認戰爭責任，還有些戰后出生的日本人認為那場戰爭與自己完全“無關”。總之，日本保守派或進步派的戰爭責任認識，都很難稱得上是戰后日本社會的戰爭責任認識的主流，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也是千差萬別，紛繁復雜。

■對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情感宣泄層面，而應開展更為深入的學術層面的分析

其實，戰后日本政府、天皇、保守派、進步派、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在“變”與“不變”之中都有一個延續的主線，即戰爭責任的缺失與否。“變”是因勢而動，因時而動，如戰后初期、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經濟平穩發展時期、冷戰結束之后四個階段的戰爭責任都有相對明顯的變化。但是，“不變”的是戰后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曖昧，天皇對戰爭責任貌似超然的態度，保守派對戰爭責任的否認，進步派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懺悔，普通民眾在各種戰爭責任認識之間徘徊。實際上，這是日本社會未能厘清戰爭責任的結果，是多數日本人在檢討別人戰爭責任的同時遺忘自身戰爭責任的結果，是日本社會就戰爭責任未能達成一致或大體相近的共同認識的結果。故而，日本國內各派圍繞戰爭責任的討論仍將持續下去，日本與周邊各國以戰爭責任為中心的歷史問題仍將存在。因此，我們對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情感宣泄的層面，而應開展更為深入的學術層面的分析，即戰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遺失的戰爭責任”，不能在我們的研究中變成“戰爭責任的遺失”。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