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驗”兩極化震蕩國人心靈

“中國體驗”的兩極化特征

“中國體驗”或中國人精神世界嬗變的二元性或兩極化特征，表現為傳統與現代的頡頏。其實，傳統與現代的頡頏是所有轉型或變遷社會的常態現象。這種精神上的傳統與現代的重疊或頡頏，既為社會和個人生活的變革提供了可能，也同時使得生活于其間的個人或社會群體“無所適從”或“朝秦暮楚”，以致整個社會表現出來的現象是，每種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為，每種組織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風。費孝通先生生前曾以傳統中國社會為藍本，設想在今日中國建立一個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會，但現在看來，只要我們的社會未能從轉型中相對固定下來，或者說中國人不能從精神上解決“漂”的問題，這一理想的實現就依然待以時日。

“中國體驗”或中國人精神世界嬗變的二元性或兩極化特征，表現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理想之所以會激勵著每一個中國人，是因為中國社會在不斷地進步，尤其是改革開放這30多年來的進步，讓人們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現實又常常令人不滿。經過30多年的變遷，當中國社會從原來接近平均主義的同質社會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懸殊的異質社會之時，盡管人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經大大提高，上述心態還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整個社會的“仇富”心理。急速的社會變遷不僅持續改善了人們的生存狀態，也大大提高了他們感受幸福的閾限值。這一方面提高了他們的社會期望，另一方面卻使得他們的滿意感大打折扣。只有同時考慮到這兩個因素，才能夠解釋“不滿”為什么現在會成為一種遍及不同階層的普遍心態。

“中國體驗”或中國人精神世界嬗變的二元性或兩極化特征，表現為城市與鄉村的對峙。在中國，由于城鄉分治多年，加之城鄉之間的差別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鄉村人格。其實，人格特征上的城市與農村的對峙，并不僅僅發生在市民和農民之間，每一個具體的人也都可能同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人格和行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為方式上可能更“鄉村”一些。比如，他們不遵守交通規則、不愛護公共衛生，因為他們尚不適應同生共濟性更強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農民在行為方式上也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蘇南的周莊農民為接觸現代工業文明付出的代價較小，并因此形成了適應變遷的“秩序感”;而溫州的虹橋農民在建立個體所有的鄉村工業的過程中付出了較高的心理和社會代價，但也獲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效能感。

“中國體驗”或中國人精神世界嬗變的二元性或兩極化特征，還表現為東方與西方的沖突。自1840年后，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一直就處在東西方的沖突之中，1978年改革開放后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使得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時刻處在東西方的交融與沖突之中。1949年以后，隨著國家成為唯一的利益主體，國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個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國家提倡的“螺絲釘精神”則片面強調集體的至上性和絕對性，嚴重忽視了個人的存在，但最終卻使得集體主義成為徒具其表的“虛假意識”。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上述“虛假的集體主義”發生轉變，但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轉向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從《非誠勿擾》中“拜金女”馬諾“寧可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的婚姻觀，到武漢打撈船工“挾尸要價”的金錢觀，僅僅30多年，中國人就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整個社會陷入了價值沖突和價值危機的困境之中。

“中國體驗”或中國人精神世界嬗變的二元性或兩極化特征，表現為積極與消極的共存。精神嬗變過程中積極與消極的共存，本身就是變遷或轉型的一種特征;同時任何一種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質也都可能引發積極或消極的社會影響。如果我們只看到最近30多年來整個社會朝向市場的轉型，以及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GDP的狂飆突進，卻忽視同樣一種價值觀也會帶來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在理論和認知層面上一定是片面的。同理，變遷的迅疾，既可能造就中國人積極能動的社會心態，當然也會孕育焦慮、浮躁和夸耀(在這方面中國“高鐵”的得失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顯然，當人們從價值觀上普遍接受了經濟上致富的改革或文化目標后，既有可能遵從社會規則、采取制度化手段“發家致富”，當然也可能違法亂紀，通過越軌行為竊取財物。從缺乏誠信、“殺熟”、造假，到貪污、受賄、詐騙，乃至強取豪奪、殺人越貨，其實都不過是為了達成“致富”目標而采取的不同手段而已。區別僅在于越軌者在現存的制度體系中占有何種資源和權力，以及個人具有何種社會、文化和人力資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