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結構性減稅： 規模界定、對象選擇與具體路徑

　　結構性減稅關系此輪宏觀調控的成敗

當前復雜而嚴峻的經濟形勢要求我們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進一步加大預調和微調的力度。然而，搜索一下目前可供操用的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手段便會發現，相對于以往，留給我們的實現穩增長的政策空間事實上已經變窄：

就積極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歷了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公共投資的幾番反危機操作之后，“粗放型”擴張對于經濟結構的負作用已逐漸凸顯。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更為緊迫。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再以犧牲調結構為代價，主要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公共投資而硬性實施財政擴張。

就穩健貨幣政策而言，為期幾年的非常規貨幣刺激措施導致的流動性過剩，再加上以普通勞動者工資增加為代表的各類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動，已形成了物價上漲的強大壓力，不僅在短期內難以緩解，而且在各種社會矛盾處于多發期和凸顯期的背景下，極可能危及社會穩定。這意味著，我們不宜再以推高物價為代價而硬性實施天量貨幣驅動。

一方面要穩增長，另一方面要調結構、控物價，在不以犧牲調結構和推高物價水平為代價的前提下實施有利于穩增長的政策操作，是今天所面臨的最緊迫、最具挑戰的任務。

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并權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后可以發現，在積極財政政策方面，能夠兼顧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三重政策目標的需要且較少副作用的一個可行選擇，就是推進結構性減稅。這有別于以往以“增支”為重心的操作，是以減稅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載體，主要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實施經濟擴張，有助于在實現穩增長目標的同時兼收調結構、控物價的功效。也許正因如此，在近期幾乎所有涉及經濟形勢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完善結構性減稅、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成為出現頻率頗高的字眼。這意味著，當前穩增長的重點應放在推進結構性減稅上，結構性減稅能否落到實處，關系著此輪宏觀經濟調控的成敗。

當前的結構性減稅尚有相當大的空間

2012年的時間已經過半。半年多來，圍繞結構性減稅所推出的措施盡管種類不少，但總體上看尚有相當大的空間：

這些結構性減稅措施所針對的大都是小微企業，但中國稅收80%甚至90%以上的份額來自于大中型企業，即便把來自小微企業的稅收全部免掉，它對于中國稅收所形成的減稅沖擊也是一個很小的數字。此其一。

正在上海進行的營改增改革試點，是迄今規模最大的一個結構性減稅措施。但在上海地域內所能涉及的減稅規模約在100億元上下，即便下半年試點范圍能如所預期的那樣擴大，所能涉及的減稅規模至多幾百億元。此其二。

嚴格地講，始自去年10月的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和調整稅率結構的措施，發生在去年年末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不應算作今年的結構性減稅項目，即便考慮到它的所謂“翹尾效應”并往寬里估算，今年所能涉及的減稅規模，不會超越1000億元。此其三。

將上述這些項目所涉及的減稅規模加總計算，顯然同結構性減稅的政策目標，特別是同其在今年積極財政政策中所應擔負的角色，并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