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的矛盾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未來

三、危機后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

新自由主義政策與金融化、全球化和美元霸權促進了金融資本的發展和相對獨立膨脹，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在金融資本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深化和激化，最終導致了當前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資本主義大危機。這場危機事實上宣告了8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增長模式的衰落，世界經濟體系的演變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將面臨著新的重大的轉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存在霸權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幾種可能。

（一）霸權主義

冷戰時期，美國以“蘇聯威脅論”為由動用大筆財政支出用于裝備軍事力量；冷戰結束后，對于美國而言，過去的敵對國或敵對集團已經不能對其構成軍事威脅。但美國仍熱衷于增加軍費支出，裝備軍事力量。在全球各地建立軍事基地。“9.11”事件后，美國推行先發制人戰略，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還頻頻打著“人權”等幌子武裝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利比亞亂局和所謂“阿拉伯之春”。這表明，美國國內的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抬頭，這不僅與美國企圖在全球加強和鞏固其軍事霸權地位有關，也是其國內軍工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使然；尤其是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受到挑戰，新興經濟體卻表現優秀，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動，因此美國企圖訴諸武力強行維持自己的經濟霸權地位。可以說，美國已走上了“軍事凱恩斯主義”之路。

“軍事凱恩斯主義”一詞最早由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茨基于1943年提出，用于解釋納粹德國在“大蕭條”時期所取得的經濟成果。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擴大政府財政支出以刺激經濟增長的政府干預措施被稱為“凱恩斯主義”。而“軍事凱恩斯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思想：軍事費用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比例上升不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甚至還會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軍費支出越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越快。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防軍費支出占其政府支出的比例持續下降，從1985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1%，然而從21世紀開始，這一數據逐年攀升，2010年為27%。[12]

為維護其日益衰落的經濟霸權地位，美國推行的軍事凱恩斯主義導致國際格局發生變動，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和負面影響，同時在其國內也造成政府債務負擔。

首先，美國推行的霸權主義模式導致目前相對穩定的國際格局發生改變。軍事上，美國熱衷于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在國外保持著400多個軍事基地，扼守全球海域的16個咽喉要道，控制了戰略要點，使整個地球表面都置于美國五角大樓的網狀控制之下。[13]外交上，美國極力推行單邊主義，甚至推行以戰爭為手段的外交政策，這一點在伊拉克戰爭中暴露無遺。美國在未經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國際社會雖立即進行勸阻，但都告失敗，戰爭繼續按照美國的意愿進行。此后，美國又先后繞開聯合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糾集北約國家空襲利比亞等。這說明，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為了維護其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是不會遵守國際準則的，人權和民主、自由等只是美國發動對外戰爭的幌子。美國在戰爭中獲利的同時，給世界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如伊拉克戰爭之后，不僅伊拉克民眾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國際油價持續居高不下、旅游業和航空業遭受重創、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也受到影響。

其次，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是美國發動戰爭的導向，但戰爭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擔者之間由于利益問題產生矛盾。美國奉行軍事凱恩斯主義必然會形成戰爭沖動。戰爭對美國經濟有刺激增長的作用，戰爭增加了美國政府的軍費開支，擴大了對軍工產品的需求，促進軍事工業的生產從而拉動經濟增長。據美國官方數據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軍費開支對美國實際GDP增長的貢獻率遠大于20世紀90年代且持續上升，2001年其貢獻率為0.14個百分點，2002年為0.28，發動伊拉克戰爭的2003年劇增至0.36個百分點，2005年和2006年曾一度下跌至0.07，但危機爆發后的2008年、2009年和2010年，這一數據分別為0.36、0.27和0.22。[12]可是，美國發動戰爭后獲利最大的是軍工利益集團和壟斷石油巨頭，承擔戰爭的沉重成本的卻另有其人。美國以國家名義對外發動戰爭，動用納稅人的錢向軍火商購買武器，戰爭結束后，石油巨頭等壟斷資本集團開采石油資源獲得巨額利潤，戰爭的成本則全部由國內普通民眾承擔。

此外，美國不斷挑釁國際社會準則，踐踏他國主權，必然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反對和世界人民的強烈抵抗，美國推行的霸權資本主義是無法持續的。

（二）民主社會主義

除了單獨發生在貨幣信用領域的特種貨幣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就是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廣大工人階級購買力的相對狹小之間的矛盾，危機的結果往往會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矛盾的尖銳和激化。因此，每次在危機解決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對勞資關系等進行調整，如與工會組織進行勞資談判、適度提高工人工資、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等等。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北歐瑞典、挪威等國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私有制加二次分配調整，即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仍然堅持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二次分配中政府采取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過高收入，并通過橫向上覆蓋社會各階層、縱向上“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縮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形成表面上看似較為和諧的勞資關系和“兩頭小、中間大”的較為穩定的社會結構。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和歐洲等國也曾試圖采用改良主義限制高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社會消費水平從而擺脫危機。如美國政府在向華爾街提供巨額救市資金的同時，奧巴馬公開抨擊華爾街金融高管的貪婪和不負責任，并表示要限制華爾街金融高管的年薪；敦促國會通過薪資稅及失業救濟金延期法案，同時密集推銷其醫療保險改革，宣稱要提高美國普通民眾的福利水平，等等。但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只是資本家階級為緩和階級矛盾、維持經濟穩定即其統治的工具，這些措施掩蓋了問題，但基本矛盾仍未得到解決。由于生產資料所有權仍然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一旦危機爆發，資本家階級必定拋棄這一制度。杰拉德·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列維認為，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失敗后，資本主義發展有三種可能的方向，但工人運動興起的“中左”路線和極右的軍國主義路線可能性較小，最具可能的是所謂“新管理資本主義”，即美國金融資本家為獲得既得利益不采取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改革措施，而是繼續維持其利益獲得方式和途徑，他們稱之為“中右”路線。[14]

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政府積極注資救市，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一方面，由于經濟持續低迷、就業水平仍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為刺激經濟美國實行減稅計劃，受益最多的則是富人；另一方面，央行充當最后貸款人，結果造成主權債務危機，為減少政府赤字、削減政府債務規模，美國大幅減少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這一措施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首當其沖受到沖擊。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得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認為過高的福利水平導致歐洲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因此不斷有削減福利開支的呼聲響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一次走上“劫貧濟富”的道路，此次危機尚未走出，又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下一次爆發埋下伏筆。可見，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不可行的。

（三）社會主義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尚未結束，美國和歐洲又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危機已逐漸蔓延到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演變成為全面的社會危機。就連曾經鼓吹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對資本主義的基礎構成了挑戰。[15]與西方社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通過經濟刺激計劃迅速走出危機，更是將國際社會關于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的討論推上高潮。

胡鈞等指出，中國模式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成功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場。[16]張宇等認為，中國經濟模式涵蓋基本制度、經濟體制、發展道路、轉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個方面的豐富內容，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特別是基本經濟制度處于核心地位，起著關鍵作用。[17]目前我國擁有25萬億元左右國有資本，年盈利約2萬億元，加上每年約10萬億元財政收入，政府可直接動用的資源為將近12萬億元的資本量。相比每年發行的1千億元國債，中國無債務危機之虞。包括經營性國有資本、外匯儲備、資源性資產和行政性資產在內的國有資產是中國政府進行經濟調控的強有力工具，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具備的。

從橫向比較來看，在解決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帶來的各種矛盾方面，社會主義已經表現出了并將更進一步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社會主義運動興盛，當時許多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紛紛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收入兩極分化、經濟危機頻繁爆發和經濟停滯、社會動蕩之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使得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為改觀；席卷歐美的“占領華爾街”、“占領倫敦”等運動打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行不通（Capitalism doesn’t work）”、“資本主義正在衰亡，社會主義是替代（Capitalism is failing, Socialism is the alternative）”等口號和標語，更是道出了美國民眾的心聲；當前危機下，全球范圍內中國經濟表現可謂“一枝獨秀”，國際社會熱議“中國模式”，討論中國經濟在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仍平穩較快發展的原因，這實際上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肯定。

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的資本主義，在其促進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同時，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也不斷激化，“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1](P874)馬克思指出，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決定的，存在著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的客觀規律。正如經過一定的發展過程后，奴隸社會必將被封建社會所取代、封建社會必將為資本主義社會所取代一樣，當資本主義制度所能容納的所有生產力全部釋放出來之后，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制約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于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18](P43)

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資本主義絕不會自動滅亡。資本家階級為了維護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和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必定會動用國家暴力工具對工人階級運動采取無情的打壓。因此，這需要勞動人民的斗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得到振興。“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19](p927-928)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客觀上為社會主義的誕生創造了條件，“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中就包括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工人階級不能坐等社會主義的實現，而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把握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打破資本主義這種不平等、不合理的制度，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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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1

[13] 人民網：《美制定“10- 30- 30”戰略模式？準備一年打五仗》，

[14] Gérard Duménil, Dominique Lévy.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32-334.

[15] 新華網：《病了的西方：各界名流開始反思資本主義》，

[16] 胡鈞、韓東：《“中國模式”的實質、特點和面臨的挑戰》，《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 年第4 期。

[17] 張宇、張晨、蔡萬煥：《中國經濟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