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何拒絕做肯定“文革”的決議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作了徹底否定。

毛澤東晚年曾經說過：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革”。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頁）這段話反映了毛澤東晚年對于“文革”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已經看到了“文革”的某些錯誤和危害；另一方面，他十分擔憂和看重黨內否定“文革”的思想傾向。毛澤東曾提議讓鄧小平主持寫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可是鄧小平回答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頁）那么，毛澤東為什么讓鄧小平主持寫肯定“文革”的決議？鄧小平為何委婉地拒絕了毛澤東的提議？

“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

1975年初，毛澤東不顧“四人幫”的反對，堅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重新推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來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并支持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其用意在于盡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損失，恢復國民經濟和國家政權的正常運轉。

應該說，鄧小平對于“文革”錯誤的認識，是隨著全面整頓的不斷深入逐漸深化的。鄧小平領導整頓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提出的“三項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其中“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條,都是與“文革”相悖的。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武器，從問題最為嚴重的鐵路運輸部門入手，開始發動大刀闊斧的整頓，然后層層深入，漸次擴展到鋼鐵工業、軍隊、科學技術、文藝、國防科技、農業、教育等許多領域，最后進入最核心的黨的整頓。全面整頓中所暴露的問題，使人們逐漸看清了“文革”的錯誤和造成的危害，整頓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績讓人們看到了糾正錯誤、正確發展的希望和方向。因此，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到后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全面糾正“文革”錯誤的大動作。正如他后來所說：“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頁）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開展整頓工作，局部糾正“文革”的錯誤，但不能容忍鄧小平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在1975年下半年當全面整頓“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的趨勢逐漸顯現的時候，他對鄧小平的不滿加劇了。這時，毛遠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澤東吹風：“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歷史轉折的前奏》，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頁）他特別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并說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兇些”。（同上，第564頁）毛遠新的這些話深深觸動了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毛澤東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指示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文革”問題，幫助鄧小平提高認識，并要求由鄧小平主持做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1975年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傳達說：“毛澤東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