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

《墨子》全書也多為對話體。墨子認為言論應制定準則即“言必立儀”。墨子為言論訂了三條原則：“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實踐的。”（《非命》）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代圣王事跡。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實。如何實踐呢？要把它用作刑法政令，從中看看國家百姓人民的利益。墨子為言論所訂的本、原、用三條原則，是軸心時代文明對話、百家爭鳴的重要原則。

軸心時代古希臘兩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是文明對話的高手。

蘇格拉底獨創了自己的對話問答法，他通過表面重復、“誘敵深入”的辦法把對方一步一步地“引誘”到自己設下的“辯證法陷阱”，從悖論中獲得新見。蘇格拉底極其嫻熟地運用對話思維方法來展開他的思想。他幾乎天天與人對話。在生命最后一天喝下毒藥后還在進行漫長的對話，討論正義與靈魂不朽等問題（參看《柏拉圖全集》中《斐多篇》，斐多是蘇格拉底忠誠的學生）。通過對話，激發思考，探求真理。“蘇格拉底式對話”既是哲學思辨的同義詞，也是西方哲學史命題。

柏拉圖完全繼承了蘇格拉底的對話思維方法，前后共著對話二十五篇，除最晚出的《法律篇》外，其余二十四篇都是以蘇格拉底為主要對話者。蘇格拉底像孔子一樣，一生述而不作，沒有留下一個字的著作，他的對話及其思想，經由柏拉圖的記述，成為人類哲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寶貴遺產。

無論從孔子、墨子到孟子、荀子，還是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可以明顯看到哲學思想在表達形式上變化：由相對自由的對話體逐漸轉向比較嚴謹的論述體。不過，即使是思想家、學者“述而有作”，對話也沒有退出思想學術領域。比如先秦諸子著作的經傳關系，既是一種學生對老師學說的解釋，同時也是學生與老師的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話永遠是哲學思辨不可或缺的思維方式和表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