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轉型”對中國民族關系創新的啟示

第五，邊疆民族發展是后現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沿領域。中國主流學界對后現代主義有兩種誤解：一是認為它跟追求現代化的中國還不搭界，且待下回分解；二是認為它只會解構不會建構，對解釋和解決中國現實問題沒有意義。推薦大家去讀大衛·格斯芬的《超越解構：建設性后現代哲學的奠基者》專著和崔之元的《中國崛起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西柏坡后現代”，聯合國人權宣言和普遍歷史的黎明》等文章就會明白：后現代主義乃是人類針對現代化弊端，用人性和前現代文化勾兌出來的解毒劑。當今中國遭遇的轉型陷阱、道德滑坡、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病根全是現代城市集權。其解藥也只須一服：即后現代文化多元主義。中國民族政策法規是西柏坡后現代的成果。邊疆少數民族文化處境是檢驗中國政治文明的試金石。烏坎轉型是中國破解現代迷思轉向后現代，把發展觀“從社會發展史轉向文化生態學”的里程碑。

后現代主義的核心理念是包容差異兼容多樣、多元主體公平博弈，用制度規范保障共和雙贏，確保社會和諧。后現代的國家有核心利益即領土主權；國民有核心利益即民德民權；農民有核心利益即地權；少數民族也有核心利益，即包括語言宗教習俗在內的文化權。文化權的核心是保祖墳、保家園和保孩子。保祖墳就是尊重文化價值和習俗（含著裝戴頭巾）；保家園就是少搬遷少移民；保孩子就是少撤點并校，讓各民族孩子離鄉土家園父母親人近些再近些。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弘揚者、倡導者、發展者”。我們據此申論：今后中國學界媒體為老百姓說話就是為黨說話，為少數民族說話就是為中國說話。在國內擴大少數民族話語權就能在國際擴大中國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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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事件

2011年9月21日及11月中旬，因對村干部處置土地、財務、換屆等問題的不滿，廣東汕尾陸豐市烏坎村發生了幾次村民集體上訪事件。而基層政府沒有認真傾聽、公正評判、果斷解決村民的利益訴求，以致一度演變成群體性沖突事件。12月21日，以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為組長、包括數名廳級干部的省工作組進駐陸豐，傾聽民眾訴求。廣東省委書記“必須直面和解決好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重要批示，工作組“民意為重、群眾為先、以人為本、陽光透明、法律為上”的真誠表態，讓一度情緒激烈的當地村民趨于平和。由于廣東省委工作組充分肯定“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烏坎事件出現峰回路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