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近現代民族通史研究奠定初步基礎

四

中國近現代民族史，既是民族史研究中的斷代部份，又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專門史。

早在清代，中國近代民族史研究就已經開始興起，上世紀30至40年代曾掀起一個高潮，上世紀50年代以后則發展緩慢。改革開放以后，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中，中國近現代民族史研究進一步吸收國際史學發展的經驗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在學術取向方面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凸顯了新興、交叉、前沿等具有學術發展前景的特點。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為代表的學術取向，即地方史、區域史、文化史等個案性研究，不僅吸收了人類學理論、民族志方法，而且也從以往圍繞“中心”轉向重視“邊緣”。其中，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一書，在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和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重新審視中，突出地強調了大歷史敘事中的“他者”，這一觀點引起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界的學術取向變化。而臺灣學者王明珂的《華夏邊緣》及其后續著作《羌在漢藏之間》等，則通過歷史人類學的視野展示了歷史上的“他者”及其現代的認同。這些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對中國近現代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中國近現代民族史研究歷來與地區史、邊疆史、中外關系史等緊密結合，關注點突出。此外，檔案資料的整理和地方志的編修也得到了極大重視。近年來，隨著史學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和史學觀念的進一步變化，中國近現代民族史研究領域得到很大的開拓，研究內容和范圍更加豐富和廣泛，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人物、民族關系、民族政策、革命斗爭、反對外國侵略等等，不僅在專題性研究和專門史研究方面出版和發表了大量成果，在理論探討上也出現了十分活躍的態勢，例如學者們對民族與國家的關系、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與近代民族觀的形成、近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等，給予了超乎尋常的關注，這些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民族史研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中國近現代民族史》是在廣泛搜集資料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歷史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鴉片戰爭爆發以后至20世紀末的中國少數民族歷史進行全面貫通的綜合性研究，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編寫此書是期望通過歷史事實，闡述我國各民族共創中華、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歷史過程，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和視野構建和闡釋中國歷史的多樣性、特殊性、復雜性及其內在的相互聯系，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因素的復雜性、多樣性提供新的話語資源，從而對統一多民族國家這一歷史格局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以進一步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也期望通過本書，進一步豐富中國近現代民族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的內涵，為從宏觀視野開展中國近現代民族通史研究奠定初步的基礎。

（本文系《中國近現代民族史》緒論，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