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問題意識的三重維度

歷史問題避免“碎片化”。中共黨史研究的歷史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是中共黨史研究的主要對象，但在越來越多的黨的歷史問題研究中，我們看到沉迷于瑣碎事件的發掘，對某一現象孤立解剖和觀察而看不到整體的不良趨勢。一些學者繪聲繪色、津津樂道地列舉了大量所謂“材料”來渲染歷史上黨內矛盾與紛爭，大揭大批一定時期內黨的錯誤，并宣稱他們是真理的代言人，自認只有他們在搞真正的黨史研究。實際上，我們并不否認黨史上確實存在過某些派別和紛爭，但絕不能因存在個別派別和紛爭就得出結論認為中共黨史就是一部黨內斗爭史，而應對這些現象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從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歷史來看，個別錯誤對全黨發展歷程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與偉大成就相比，僅僅是陽光道上的小小坑洼，是末節而非主流，負面影響極為有限。還有一些學者從某些地方史料出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羅列一些非常現象，并以此推論全國。如朱佳木先生指出，新中國成立后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出現了一些錯誤，但有的錯誤是普遍的、全局性的現象，有些運動、錯誤只是個別的、局部的現象。像新解放區土改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雖然也存在侵犯中農利益、沖擊富農經濟、對地主體罰的現象，存在打“老虎”湊人數、對“五毒”界限不清等擴大化現象，但這些并非普遍存在的現象。對于這些借助一些錯誤的碎片來以偏概全，是不足取的。一個學者如果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分主流和支流，把個別現象上升為一般，并以此來抹黑中共黨史，那么也就喪失了其為學者的資格。在做個案研究時，也要有一個總體性問題的脈絡或問題意識，思索局部問題與整體問題之間的關系，若非如此，就會陷在史料堆里出不來，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目標。

理論問題避免“教條化”。作為歷史學家族中的特殊一員，中共黨史研究是一個自成體系、獨具特色的學科。其基本內容不但要揭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成長發展歷史，更為重要的是，這門學科還必須揭示中國共產黨的成長發展規律。因此，中共黨史研究不是單純敘事述史，還要有更重要的使命擔當。龔育之先生指出：“對黨的決策實施的得失成敗，根據實踐的結果，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對現有決策的堅持和發展，根據變化了的形勢，進行討論性的探索。這樣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進行，就是‘官方’也是應該進行的。不然，談什么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談什么決策的調整和創新呢？”而“批判性的反思”需要高度抽象的分析與認識。中共歷史發展過程紛繁復雜，從多樣性中抽繹出一般性、普遍性，從若干具體事件的認識中作出理論分析與概括，才能穿透表象，達到規律性的認識。但上升到理論高度，并不是教條化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直接代替具體問題的研究。教條化的學術研究是談不上有什么“輻射力”的。

每一位中共黨史研究者，都應該本著“闡學術之真諦，濟蒼生而文章”的精神，認真思考中共黨史研究中科學的“問題意識”。這一關乎中共黨史研究發展全局的問題，不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黨史研究者的職責所在。因為科學確立中共黨史研究中科學的“問題意識”，是中共黨史研究進步中的根本環節。（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