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價值觀

其二，考誤訂疑，護惜古人。歷代遺留下來的史籍浩如煙海，但經過千百年傳抄鏤刻，尤其是人為裁奪取舍，脫誤已多，積重難返。王鳴盛感慨書籍“每為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謂真實寫照。乾嘉史家自覺地承擔起考誤訂疑、正本清源的時代責任。王鳴盛指出：“生古人后，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十七史商榷·通鑒與十七史不可偏廢》)替前人著作考誤訂疑，并非志在窮責究過，而是一種護惜古人的態度；那種不顧時代的責任，一味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為己著的做法，最終只會毀滅學術。錢大昕也指出：“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為前人，實以開導后學。”他表明自己“桑榆景迫，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廿二史考異·序》)。闡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價值，而且還可以繁榮學術事業，嘉惠后學，最終促進史學的延續與發展。崔述作為清代辨偽成就最高的學者，曾經遍考群書，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謬妄。他在《考信錄提要》中也明確提出：“古之國史既無存于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 故余為《考信錄》，于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崔述窮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標是不使古人受誣于后世，其間所體現出的護惜古人之情，與錢大昕等學者如出一轍。這并不是簡單的歷史巧合，而是時代精神所使然。

其三，力戒妄言和馳騁議論。乾嘉史家在著述觀念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極力反對妄為大言，馳騁議論。這主要是針對宋明以來所形成的那種褒貶予奪的空疏學風。這種治史方法往往強立文法，擅加予奪褒貶，嚴重背離了歷史評論要以史實為依據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嚴厲抨擊。王鳴盛聲明：“如所謂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與夫強立文法，擅加予奪褒貶，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評那些動輒妄為大言的人，“高自位置，蔑棄前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識者觀之，曾不足以當一笑。后之學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馬融從昭受漢書》)錢大昕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為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異·序》)在乾嘉史家看來，讀史之人對歷代典章制度不必橫生意見，對善惡事跡亦不必強立文法，只要考證清楚就可以起到懲惡勸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駕于歷史事實之上的馳騁議論著作，不但無法與歷史事實完全符合，而且搞亂了歷史事實，無益而有害。這表明當時力避空疏、實事求是的治史觀念已經在無形地規范著他們的治史活動，促使他們注重征實考證而不輕易撰寫通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