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價值觀

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莫過于對清代乾嘉史學的評價。有的學者認為清代乾嘉時期的史家沒有撰寫出像司馬遷《史記》和司馬光《資治通鑒》這樣大部頭的史書，因而得出清代史學成就較前代大為遜色的結論。這一認識表面上看來似乎合理，但實際上卻存在明顯的偏頗。我們認為，必須考察清代乾嘉史家撰述史書的時代背景與價值觀念，才能夠對清代史學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由于時代不同，不僅各個時期史學研究承載的歷史使命不同，而且史家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認知也不相同。漢宋以來的史家之所以撰寫出各種體裁的大部頭史書，是因為他們遵循“直書”、“實錄”的治史觀念，認為記載和保存的歷史事實越詳細越完備，就越能夠發揮史學的經世作用。這一時期史家不僅注重采用不同的體裁記載歷史，而且唐宋時期還出現了通史撰述的高潮。這種大部頭通史的編纂，適應了時代賦予史家的使命，在當時較好地發揮了史學的功能，應當充分肯定其價值。但到清代乾嘉時期，中國傳統史學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無論在歷史文獻還是在史學思想方面，成就固然巨大，弊端也積習頗深，亟須做一番認真清理和總結。乾嘉史家認識到當務之急是考訂和審查歷代遺留下來的大量史料，如果依據錯誤的史料撰寫史書，那么編撰得越多出現的錯誤也就越大。這一治史觀念反映在乾嘉史家的著述價值觀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好著書不如多讀書。在清代乾嘉史家中，王鳴盛和章學城在這方面的認識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價值觀。王鳴盛在其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的序言中說：“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面對數量頗豐卻錯漏屢出的前代著述，王鳴盛深刻地意識到澄清歷代史書的謬誤，才能促進史學的健康發展，校勘訂訛才是當代學人讀書治學的基礎工作和根本任務。在他的史學意識中，只有根據確切、內容征實的考證之作才真正有價值，所以王鳴盛極力倡導一種力圖使考據與撰述相互統一的治史學風，闡述了關于歷史編纂學的辯證思想。他說：“予豈有意于著書者哉？不過出其讀書、校書之所得標舉之，以詒后人，初未嘗別出新意，卓然自著為一書也……然則予蓋以不著為著，且雖著而仍歸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章學誠與乾嘉考據學派的觀點多有不合，但在慎言著述這一點上，卻是所見略同。他在《知非日札》中說：“楊文莊公言學者取三多：看讀多，講論多，著述多也。夫看讀與講論，則洵貴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著述多則必不精，精則必不能多。”由此可見，好著書不如多讀書的觀念被當時學界所認同。乾嘉時期記載歷史和編撰史書已經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務，當務之急是考證歷史，避免史書以訛傳訛。于是勘誤、糾謬類型的考史之作成為史學著作的主要表現形式，而記載歷史類型的著作則降至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