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如何破解“被調研”

近一段時間來，社會上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是領導干部“被調研”現(xiàn)象，主要是指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時，受“規(guī)定路線”、“標準答案”和“示范樣板”的影響，使調研成了“論證會”、“報喜會”和“盆景展”，甚至在個別地方發(fā)展成了“形式主義”和“騷民擾民”，很難了解到基層和工作的真實情況，甚至不講真話實話，為領導干部的科學決策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和風險。

其實這種“被調研”并非新近才有，就連毛澤東那樣一生重視調查研究的大政治家也遭遇過“被調研”的現(xiàn)象。我們這里先列舉兩例：

第一例，1958年 8月和 11月，在“大躍進”運動深入推進期間，毛澤東兩次出京調研，先后到河北、河南、山東和湖北等省市視察。在各省市主要領導工作匯報中，在提及糧食畝產(chǎn)超萬斤的匯報時，毛澤東都表示出了極大的懷疑，認為不可能，多次說：“這不是放衛(wèi)星，這是放大炮”，“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shù)字”，還在一些會議上指責干部中間的撒謊行為，主張將有關糧食統(tǒng)計數(shù)字折扣之后再予以公布。可見，在這一期間調研中，毛澤東并非完全相信那些離奇的糧食產(chǎn)量，意識到自己“被調研”，但又出于保護干部群眾“大躍進”熱情的考慮，沒有及時加以批判和制止，最后導致了非常嚴重的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

第二例，1961年國民經(jīng)濟出現(xiàn)嚴重困難，對此毛澤東多次指出：“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水是渾的，有魚無魚不知道。要把浮夸、官僚主義、不摸底，徹底克服掉”。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檢討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官做大了，調查做少了，不摸底等問題。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毛澤東提出“希望 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年，大興調查研究。”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各級領導干部紛紛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但由于客觀原因，盡管毛澤東反復強調領導干部要開展“蹲點”調研，自己開展的卻都是坐著火車 “走馬觀花”式的調研，他自己也承認：“我是在中央會議上作過保證的，我說，我一定得下去蹲點，但是到今天我還沒有實行。”這種客觀上“被調研”的事實，使毛澤東本人沒能傾聽到普通老百姓發(fā)自肺腑的傾訴和企盼。

從毛澤東一生調查研究的實踐、特別是晚年遭遇“被調研”給黨和國家事業(yè)帶來巨大損失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領導干部如何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到真實情況是一個歷史性的課題，是需要不斷地探索、總結與研究來深入推進的。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不僅可以給我們許多理論上的指導，更可以以他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給我們有針對性的現(xiàn)代啟迪。

帶著問題而非“求證”式開展調查研究

毛澤東強調要帶著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對帶著框框下去搞“求證”式的調研。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成功開展了尋烏、興國、長岡鄉(xiāng)、才溪鄉(xiāng)等一系列關于中國農(nóng)村的調研，成為全黨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表率。他還發(fā)動并組織了1941年全黨的調查研究運動，為延安整風的順利進行、為全黨從根本認識教條主義的危害，樹立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學風奠定了基礎。1956年，他又通過調查研究，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了初步探索，發(fā)表了《論十大關系》這樣的重要講話。然而，自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雖然也作了一些調查研究，但有的調查是先有答案，調查的目的是為了論證答案的正確。1958年夏他對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農(nóng)村的調查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因為在此之前，他已有了在農(nóng)村建立公社的設想，而在這次調查中，看到的似乎都是一片“大躍進”的熱鬧場面，聽到的都是小社合并成大社有諸多優(yōu)越性的匯報，于是相信他此前在農(nóng)村辦公社的設想是正確的，隨后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作出了在全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使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

因此可見，在調查研究中，切忌先預設結論和明確的目的，如果將調查過程淪落為按圖索驥、按需求證、“合則取，不合則棄”，成為使客觀現(xiàn)實適應主觀要求的過程，這就從根本上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犯了主觀主義的嚴重錯誤。領導干部在調查研究和觀察處理問題時，一定要杜絕先入為主的現(xiàn)象，真正做到從客觀實際出發(fā)，而不是從主觀感情、愿望和意志出發(fā)，堅持“一切結論產(chǎn)生于調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