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掛像越多的國家政權越危險

一位從利比亞采訪歸來的女記者談感受，她說，一個國家，個人的掛像越多，這個國家越危險。在利比亞，無論街頭巷尾，還是莊前村后，無處不懸掛著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像，人們一集會就舉著他的畫像。現如今，這個到處懸掛個人畫像的國度——更準確地說是政權，果真已經消亡了。

比如蘇聯，斯大林的畫像遍布街頭巷尾、村落地頭，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城市村莊難以數計。后任黨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巨幅畫像樹立在紅場上，與列寧的畫像并列起來，人們稱之為“兩個‘伊利奇’”（列寧和勃列日涅夫全名中都有“伊利奇”）。還有羅馬尼亞前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也喜歡到處懸掛個人畫像，全國各地掛了多少畫像沒有人說得清。群眾集會時，共和國廣場上匯聚成的一望無際的人海上，他的畫像多得只能用“飄浮”這個詞來形容……后來的結果證明，這些國家的政權沒有一個不被顛覆。

個人掛像的多寡，是一種執政理念、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制度體制的外在標志。個人對于國家不謂不重要，但視為空前絕后的重要、絕無僅有的重要、如同救星的重要，那么這個人就可能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就可能肆無忌憚地操控國家。于是整個社會也只能由他一個腦袋思維，其他所有人的腦袋必須停止轉動。這顯然不符合物理邏輯和社會邏輯，這個人即使曾有天大之功，也遲早遠離人民，甚至為人民所唾棄，最終導致政權崩潰。

不是說一個國家不能有領導人的掛像，如美國，至今仍有華盛頓、林肯的掛像和雕像，法國有戴高樂的像，英國也有丘吉爾的像，但怎么掛有講究。一者在于掛多少，出于對一個偉大人物的崇敬和紀念，在重要的紀念地或標志物上塑一尊雕像或掛一幅巨像也就夠了。二者在于生前掛還是身后掛，一個生前就急于在全國各地掛像的人，腦子里肯定沒有擺脫帝王思想和封建專制意識；反之，生前未掛而身后有人為他掛的人，那才是真正的一世英雄。歷史證明，大凡生前以極其鋪張的手法為自己掛像，大都不會掛得太久，而蓋棺論定之后，人們自覺為之掛像要相對持久得多。學者丁東在臺灣參觀完蔣介石雕像“收容所”后有所體會：民主政體內，權為民所授，領導者只有接受公民監督的義務，無高高在上之權力，公眾不需要對領導人頂禮膜拜，專制體制下才有可能形成個人崇拜的文化氛圍。大眾的公民意識一旦覺醒，個人崇拜便成為笑柄，生前讓人塑像的政治強人一旦失去強權的支撐，便一切都歸之于滑稽可笑。

毫無疑問，任何個人強權政治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無法持久；個人強權的坍塌，自然也就意味著其所建立政權的坍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一個國家，個人的掛像越多，國家的危險系數就越高，這是歷史的邏輯和規律。

（2011年第8—9期《唯實》張心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