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英日記中的清末民初史事

紹英像

紹英日記原稿

清末民初是我國歷史上大變革、大動蕩的一個歷史階段，也是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轉折時期。一百年之后，我們回眸這一段歷史，不僅能從波瀾壯闊的大事件中感受歷史的脈搏，借助于近年來逐漸進入人們視野的各類文獻，更可以看到處在歷史緊要關頭的人們的生活經歷、所見所思以及切身感受，從而增進對歷史的理解與體會。在這些新近公諸于世的清末民初史料中，晚清遺老紹英的日記，是重要且饒有興味的一種。

紹英（1861－1925），滿洲鑲黃旗人，馬佳氏，字越千。初入仕途，以蔭生資格任職于工程處。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前后，任職于步軍統領衙門，辦理警政。光緒二十八年（1902）任京師大學堂提調，次年授商部左參議，不久升任右丞。光緒三十一年（1905）奉派與載澤、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臨行遇刺，未能成行。隨后署理商部左臣，擢任戶部右侍郎、度支部左侍郎。宣統三年（1911）七月，署度支部大臣。清帝退位后，在溥儀小朝廷中任總管內務府大臣。紹英政治態度平和，為官有清廉的名聲，處事謹小慎微，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稱紹英“恭順”，是“出名的膽小怕事的人”。他勤奮好學，畢生留下日記40冊，現存33冊。紹英長期位居清廷核心，親身經歷了晚清皇族內閣、五大臣出洋、清帝退位、張勛復辟等重大歷史事件，日記中對事件經過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述。

庚子事變前后，紹英任職于工程處與步軍統領衙門，他的日記中對八國聯軍在北京的暴行有簡略的記載。紹英《光緒庚子年避難日記》七月廿三日條記載：

闔家在西北小院暫避，日本兵八名來搜，索銀表等物而去。

滿族親貴紹英的家，在七月二十三日（8.17）遭到日本軍隊的搜查與搶劫。其他民居市肆，所受驚擾、劫掠與破壞，可以推知。

紹英雖然并不負責外交事務，但對清廷與各國交涉的情形多有所聞，在其1901年的日記中有多處相關記載。比如：

（二月）十四日。敬齋翁來，談及各國已將二次禍首單交出，共九十余人，內有松鶴齡、俞廉三、榮伯衡、延錫之，又有胡廉訪、長繼超，皆革職，尚有發遣者、交中國查看者。又洋界地段事已派瑞良、烏珍暨順天府派員會同查辦矣。……

所謂禍首，即主張招撫義和團的官員。據二月十四日（4.2）日記，各國至少分兩批提交官員名單，令清廷懲處。所謂“二次禍首單”，即指《駐京各國欽使續請懲辦罪首照會》所附《查明確犯重罪應行嚴懲各員詳單》，載于《西巡回鑾始末記》。紹英所記的數人，均見于《詳單》。

各國公使在清單中詳細列出要求懲處的官員姓名、職務及原因，涉及的人物大到蒙古王公、駐藏大臣與各省巡撫、按察使等高官，小到縣令、哨官及平民百姓，將近100人；且一一指明應如何如何懲罰，重則斬立決、斬監候、革職、永遠監禁、發往極邊，輕則申斥。列強的頤指氣使、趾高氣揚，清廷的軟弱茍且、束手無策，于此均可見一斑，讀之令人扼腕。

又如：

（二月）卅日。早，至廉惠卿處。……又見赫稅務司籌還賠款之章程，大抵謂洋稅均已抵償洋債，惟地稅、常稅、漕折、鹽務尚可籌款，但須分年歸還。看其大略，甚有條理。

據這則寫于二月三十日（4.18）日記，可知庚子賠款的還款規劃，實出自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之手。

紹英日記關于庚子事變的記載，雖不夠系統，不過作者身份特殊，所記皆為親身經歷，一鱗半爪，也不失為有價值的史料。

義和團運動后到辛亥革命的十年間，清政府為了化解嚴重的統治危機，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在民主革命思潮逐漸興起的背景下，清廷為確保“皇位永固”，不得不接納立憲派的要求，實施“預備立憲”。1905年，清廷派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憲政。9月24日上午，五大臣率隨員抵達北京正陽門車站，登上火車準備啟程。不料革命黨人吳樾喬裝成皂隸，懷揣炸彈登上專車，意圖炸死五大臣。當機車與車廂掛鉤時，車身發生震動，觸發了爆炸。吳樾當場死難，載澤、紹英受傷，出洋計劃也隨之擱淺。10月26日，清廷改派順天府丞李盛鐸、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頂替徐世昌、紹英，仍分兩路出洋。

《紹英日記》的第十二冊，為“出使日記”，記載1905年奉派出洋、行前準備、會見各國使節、遇刺輟行的經歷。八月廿六日（9月24日）的日記，記載了登車遇刺的經過：

廿六日。早赴前門東車站，會同澤公、徐大人登火車。甫登火車，忽聞炸炮一聲，當時跌倒。隨有家人扶出，身受傷七八處，惟左股較重。即至法國醫院調治，同去者為服部先生。醫士歐宜穆、沙荷德，調治甚效。暫在醫院調理。

又如，關于張勛復辟，紹英在其《兢業齋日記》中，對事件的經過有詳細記載。其1917年7月1日的日記載：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一號/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卯刻六點，張少軒大帥率文武員弁進內，呈遞請復辟奏折，并飭隨員代擬上諭等件。見《內閣官報》。

上召見張帥及文武隨員畢，醇王爺亦到，遂閱所擬上諭。旋見張帥接洽一切，商定派張帥為議政大臣。辦妥后上賞飯吃，在尚書房早餐。憶自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辭位，六載于茲，一朝光復舊業，固為可喜。然而后患方殷，尤為可懼，不可不持敬慎危懼之態度也。……

透過日記，滿清遺老對于復辟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見一斑。紹英畢竟閱歷豐富，深知復辟并非易事，因此告誡自己“不可不持敬慎危懼之態度”。此后幾天，紹英所記較為簡單，似乎沒有大事發生。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皇室在社會上實已不能有所作為，復辟大事只任憑張勛張羅。

段祺瑞“討逆軍”誓師北上，張勛所統辮子軍毫無招架之功；而遜清皇室對時局則始終沒有清晰的判斷，稍有異常就倉皇失措。紹英日記中記載：

十九日。早，王爺請張帥至尚書房談話，聞張帥有辭職之說。巳正，有飛艇一架自南苑飛來，拋下炸彈三枚，一在花園魚池，一在儲秀宮隆福門外，一在景運門內東南方，此彈炸傷二人，一侍衛承恩，一伊師傅轎夫。擲畢，飛艇向南飛去。……王爺令予至吳辟疆處，囑其代為接洽，以停戰為要。令陳師傅找王聘卿、梁師傅找梁嵩生說明，總以不再來飛艇為要。……

“討逆軍”空襲故宮，引起皇室震動，慌忙四處托人接洽停戰，目的不過是“不再來飛艇”。張勛此時計無所出，意欲辭職。復辟群丑的外強中干，于此可見一斑。紹英日記中類似的詳細記述俯拾皆是，對于了解張勛復辟事件的發展過程，尤其是遜清皇室在事件中的作用，是頗為難得的史料。

紹英的日記中，不僅記載了清末民初的眾多歷史事件，還詳細載錄了有關進奉賞項、祭祀禮儀、官場應酬、請托關說、家產處置、尋醫問藥、商號往來、股票交易等事項，內容豐富，涵蓋面廣，不失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經整理后的紹英日記，以《紹英日記》為名，已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于2009年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劉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