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第一人”應是高語罕

學界一般認為，艾思奇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第一人”。其實，高語罕在1921年就開始了“大眾化”的工作。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工作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開始了，這方面的史實多年來為黨史學界、哲學史學界所忽視。本文試做分析。

■高語罕的三本書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通俗著作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做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多是黨的重要領導人，如李大釗、陳獨秀、李達、高語罕、李漢俊、楊匏安、瞿秋白、蔡和森等，他們全都是用白話文傳播馬克思主義。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諸多代表性人物中，高語罕獨具特色。即他不僅用白話文寫作，更是開創一種書信體寫作方式，用通俗的語言任意發揮，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易為知識青年所接受。從時間上看，高語罕（1887-1947）在20世紀上半葉撰寫的《白話書信》、《理論與實踐：從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書信體）》、《青年書信》這三本書，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通俗著作。

早在1921年，高語罕撰寫的《白話書信》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這本開創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之先河的書，預定的讀者群是中小學生，當然也不排除其他讀者閱讀。《白話書信》分自序、緒論、家庭書信、社交書信、工商書信、論學書信六部分，它除了教人怎樣用白話寫信外，更是采用書信體的形式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其家庭書信涉及政治、婦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社交書信論及社會的不平和政局的黑暗，工商書信講的是勞工痛苦和資本剝削，論學書信則以通俗的文字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主張。總之，該書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如階級斗爭、剩余價值、唯物史論、無產階級專政更是作了通俗淺顯的介紹，還充分肯定和贊揚了俄國十月革命和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蘇維埃政權。

1930年，高語罕以張其柯為筆名，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理論與實踐：從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書信體）》一書。這是一本聯系中國社會實際用通俗語言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唯物史觀的專門作品，是在大革命失敗后革命黨人失意之時，他潛心研究并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果。《理論與實踐》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闡發革命、階級斗爭、唯物史觀等問題。關于革命問題，高語罕認為“革命是長期的鬧爭，并且是積極艱辛的鬧爭。到了巴黎公社的時代，工人階級的鬧爭卻轉換了一個新的方向”，“有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才有1917年蘇俄的十月革命；有了巴黎公社所實現的民眾政權國家雛形，才有現在蘇維埃的勞農政權的建立”。高語罕表示自己贊成科學、唯物論和一元論，并強調要明白唯物史觀，要研究近代唯物論即辯證的唯物論。他表示“將要繼續寫一篇唯物史觀的通俗的解釋，再寫一篇論中國近代唯物史觀的傾向，合成一部辯證的唯物論入門，以獻給中國一般青年”。第二部分主要闡發哲學的產生及其作用、研究哲學的條件并回答了各種質疑。高語罕認為哲學是為滿足實際需要而發生，是解決人類對于宇宙及人生問題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強調唯物史觀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同時，高語罕還討論了中國哲學問題，討論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政治經濟問題，農民問題，革命問題，以及文學問題。第三部分主要針對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肯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指導作用，希望出版界多多介紹國外的社會科學名著，學界為滿足青年的學習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要有選擇性，同時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起源，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哲學的最高問題，唯物史觀的一些重大問題如人類社會是一自然歷史過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社會意識等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等。

1932年，高語罕的另一本書信體的通俗著作《青年書信》由現代書局印行。其內容主要以青年學生的學校生活為主，涉及教學與課程內容，參考書籍，學生的學習興趣，教科書的質量，以及時事政治等。在論及歷史教科書和地理教科書時，高語罕相機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倫理觀、政治觀、國家觀等。他指出：歷史是人類生活的記錄；人類生活是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和人類與人類關系的歷史，宗教、道德、法律等只是實際生活狀況在思想上的反映。“我們的教科書所說的剛好相反。好比本來是爸爸生兒子，他偏要說，兒子生爸爸；本來是生活產生思想，他偏要說思想產生生活”。高語罕有針對性地論及了馬克思主義國家觀。他扼要地闡述了國家的組織可分為三類：封建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還逐一論述了三類國家的各自特點等。

■高語罕的著作出版時間要比艾思奇的著作早得多，而且社會影響更大

高語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運動的拓荒者。可惜的是，研究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學者對他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工作知之甚少，更未注意他撰寫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著作其出版時間要比艾思奇的著作早得多。艾思奇的《哲學講話》出版于1935年，后來更名為《大眾哲學》出版于1936年，這比高語罕的《白話書信》晚了15年，比《青年書信》也晚了3年。

高語罕的著作社會影響巨大。1921年他的《白話書信》出版發行后，即與《獨秀文存》、胡適《嘗試集》一起，成為上海亞東圖書館最暢銷的三部書之一，后曾屢遭國民黨當局查禁，卻一版再版，共發行39次，總數達10余萬冊之多，該書影響了眾多青年革命者。艾思奇最負盛名的《大眾哲學》，在1949年以前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共發行32版，相較而言少了7版次。高語罕1930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理論與實踐：從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書信體）》一書的影響也不小，到1940年已發行第四版。這本著作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進行土地革命戰爭、國民黨政府實行白色恐怖之時，敢于公開贊揚工農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公開贊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殊為難得。他1932年由現代書局印行的《青年書信》，更是以通俗的語言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道理，鼓吹“英特納雄耐爾”（在《國際歌》里指共產主義），影響了眾多的青年學子。并且，高語罕的書信體寫作方式更影響了新一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工作者。例如，胡繩寫于1937年的《哲學漫談》就是以通信筆法進行的。（作者為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