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領導體制改革的探索

為何能夠平穩交接

越南能夠較早實現黨和國家領導權力持有和移轉制度化，可能有四個方面的因素起了作用。

首先，有條件高度集中權力的領導人，在革命戰爭年代獲得無上權威的胡志明，在統一南方以前已經逝世，此后的越南共產黨內，無人具有胡志明那樣的魅力和權威，越南共產黨不能不實行集體領導體制。

其次，越南在經濟上只進行了非常短暫的集中化過程，集中化程度比較低，影響還比較淺，就很快分權化了。1975年越共統一南方后，在全國推行農業集體化和實行計劃經濟，但是很快于1979年在四重壓力下放棄了，這四重壓力是：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入侵柬埔寨造成的巨大負擔；蘇聯援助由無償變為貸款，且條件趨嚴；南方農民消極然而強烈的抵制。

1980年開始，越南便允許小型私營工商業的發展。1986年越共六大上，總書記阮文靈宣布實行革新政策，引入市場機制，并對外開放。1990年后越共加大市場改革的力度，并于1992年將建設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寫入憲法。

因此，越南只發生了一次短暫的經濟權力集中過程，這個過程十分短暫，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權力集中的政治體制，或者說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還沒有來得及固化下來便開始改變，也沒有造成巨大的、強烈的、持久的社會后果和群眾心理后果。

眾所周知，政治權力集中與經濟權力集中是相伴相生的，政治權力集中會導致經濟權力集中，經濟權力集中反過來也會造成政治權力集中，同樣，經濟權力分散將導致即使起初集中的政治權力最終也會走向分散。而越南則是既沒有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也沒有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

第三，越南在政治文化上有制度重于個人的傳統以及權力斗爭溫和進行的傳統。越南的政治文化主要受自北向南推進的中華傳統的深遠影響，但是印度文化和法國殖民文化在越南南方有深厚的根基，并影響北方。由此造成了越南獨特的政治文化，其中的特點之一是，其官僚機器（包括長期的科舉制度）雖然仿照中國，但是比中國較重制度，較淡化個人影響。越南政治運作中維護制度的權威性，要強于維護個人的權威性，強調個人服從制度。

越南政治文化中還孕育出了一種權力斗爭較溫和進行的傳統。權力斗爭在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包括民主選舉和人權保障等現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所解決的問題之一，不是消除權力斗爭，而是消除前現代社會里權力斗爭的殘酷性和血腥性。越南共產黨執政以來，黨內外也有斗爭，但都比較和緩。

這種較溫和的政治文化可能與宗教對越南人的生活影響深廣有關。越南信教人口有2000多萬，約占總人口的25%（越南總人口的約9000萬，其中越共黨員200多萬，約為人口的2.3%）。其中1500多萬是佛教徒，600多萬是天主教徒，還有幾百萬的其他宗教信徒。佛教對包括越南在內的廣大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生活有重大的影響，即促使這些國家崇尚和平、棄離暴力。

第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經驗和教訓可能也給越南共產黨提供了重要的借鑒。1956年起蘇聯共產黨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反思，應該都對越南共產黨關于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建設提供了有力的借鑒，警惕越南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于個別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