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異凡,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歷史上的壞事惡事不能不受到歷史的報應,中國俗語說,物極必反,善惡到頭終有報,就體現了歷史的報應規律。

承認報應規律,可以使人們對歷史存敬畏之心。1962年劉少奇曾就中國的饑荒當面對毛澤東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嚴肅的政治家的話,他記住了歷史的責任,記住了歷史的報應規律。

一個由列寧首創的社會主義蘇聯,一個口口聲聲要建立社會主義,甚至據說已經開始共產主義建設的蘇聯,一個千百萬群眾曾經為之獻身奮斗的國家,為什么最終垮臺、解體,而達不到自己的目標?

誰能跳越歷史發展的階段

馬克思有一個著名的唯物主義論點:“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

1917年普列漢諾夫反對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主張依據的就是馬克思的這一歷史唯物主義論點,認為俄國缺乏社會主義的必要的物質條件。當時列寧采取避而不談的辦法,沒有直接回應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指責,恐怕也難以回應,而是采取干起來再說的做法,直接去奪取政權。奪得政權后,布爾什維克黨在三年時間里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搞直接過渡走了一個巨大的彎路,對此列寧做了深刻的反省。

1923年初,列寧病中翻閱蘇漢諾夫的《革命札記》,承認了俄國的發展水平不夠,缺乏社會主義的必要物質前提。然而對列寧來說,既然政權已經在手,自然不能倒退回去,他找到的為蘇維埃政權存在辯護的說法是:歷史發展的順序是可以改變的,在俄國可以先奪取政權,然后利用政權的力量發展生產,為社會主義創造必要的物質前提。

這是列寧的創新,不失為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不過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執政的共產黨及其領袖不忘社會主義需要具備必要的物資前提,把發展生產,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放在第一位。列寧是經過軍事共產主義的錯誤實踐之后領悟到這一點的。很可惜,布爾什維克黨的多數領導人并沒有真正理解,他們不懂得或者不愿意利用政權的力量去扎扎實實地發展經濟,卻千方百計地走捷徑,企圖用改變生產關系這種簡單的辦法來“建設”社會主義。

20世紀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世紀,不幸的是,世界上搞社會主義的基本上都是較為落后的國家,只有少數國家如捷克曾是發達國家。落后國家搞社會主義,又急于求成,就不得不借助于暴力來改變生產關系。蘇聯借助暴力消滅了“富農”和私商、把農民趕進集體農莊之后,從生產關系上說,國內就不再存在剝削階級了,于是斯大林在1936年迫不及待地宣布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而這時候蘇聯離1932—1933年餓死數以百萬計饑民的大饑荒僅僅三年,人們僅僅有飯吃而已!

斯大林的大規模鎮壓,波爾布特的血腥殺戮都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實施的瘋狂暴行。但是憑借暴力是進不了社會主義的,相反,只會把整個社會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紀。恩格斯說過,暴力是新社會的助產婆,但孩子并不是助產婆自己能夠生產的,暴力本身產生不了社會主義!蘇聯的經濟當然有所發展,但是長期以來重點在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僅僅這兩個部門的發展是進不了社會主義,更進不了共產主義的。人們迷信暴力,借助暴力奪取政權成功之后,又企圖借助于暴力跳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于是在蘇聯就有了名目繁多的有關社會主義的說法,如“一國社會主義”、“建成社會主義”、“發達社會主義”、“發達社會主義的起點”、“20年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說到底,都是想以改變生產關系的辦法來實現發展階段的跳躍。

整個20世紀的歷史并沒有能夠證實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力的潛能已經發揮完了,資本主義在垂死掙扎,只是某些人的一廂情愿而已。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黨曾經到處點火,甚至出錢出人在一些國家直接組織工人暴動,試圖推翻西方資本主義的統治,但都無功而返。落后國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由于各種條件的湊合,雖然能夠取得政權,但應當承認,這個政權是早產兒,必須細心呵護。采取跳躍,甚至“大躍進”(這是蘇聯30年代的用語,而不是中國的發明)的辦法超越階段,只能是欲速而不達!在1920年代,布哈林曾經提出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落后型的社會主義”、“亞細亞形式的社會主義”,其目的就是想遏制一下急躁冒進的超越階段的企圖,堅持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道路。

歷史報應規律值得注意

馬克思寫于1857年的《印度起義》一文中有一段話非常值得注意:“人類歷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歷史報應的規律就是,鍛造報應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自己。”

馬克思說的是印度的起義。此前,英國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間招募一支名叫“西帕依”的雇傭軍,用來征服印度并維持其統治。然而,正是這支部隊在1857年震撼殖民者的印度民族起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馬克思接著寫道:“第一次打擊法蘭西君主制的是貴族而不是農民。發動印度起義的不是飽受英國人折磨、侮辱和洗劫的萊特,而是由英國人供給吃穿、受英國人豢養和寵愛的西帕依。”

馬克思提到的這個“歷史報應的規律”或者“類似報應的東西”,值得我們注意。在蘇聯共產黨垮臺上,我們同樣看到了它的威力。

歷史報應規律包含兩個方面:報應什么,由誰執行報應。

歷史上的壞事惡事不能不受到歷史的報應,中國俗語說,物極必反,善惡到頭終有報,就體現了歷史的報應規律。承認報應規律,可以使人們對歷史存敬畏之心。1962年劉少奇曾就中國的饑荒當面對毛澤東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嚴肅的政治家的話,他記住了歷史的責任,記住了歷史的報應規律。

報應有的很快來到,有的需假以時日,待矛盾積累到一定時候爆發。十月革命前列寧在《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寫道:“我們滿懷民族自豪感,因為大俄羅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階級,也證明了它能夠給人類提供為自由和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偉大榜樣,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絞刑架和刑訊室,普遍的饑荒,以及對神父、沙皇、地主和資本家十足的奴顏婢膝。”按照歷史報應規律,充滿大暴行的沙皇制度是遲早要被推翻的,它果然在俄國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

令人遺憾的是十月革命勝利之后人們在蘇聯繼續看見了大暴行、刑訊室、集中營、大饑荒,以及對領袖的頂禮膜拜。蘇共在歷史上有許多惡的記錄,特別是斯大林時期實施的大規模鎮壓,它涉及全國各個階層、各種職業、不同民族的人士。那些和列寧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列寧的近衛軍)被殺絕；能征善戰的將軍被殺光；有獨立思想的學者、作家、藝術家,持有不同觀點或被懷疑有異己思想的人士遭到鎮壓；反對集體化的農民,輕微違反紀律的工人,遭到逮捕、流放、勞改。據蘇聯和俄聯邦平反委員會主席雅科夫列夫說法,有兩千萬人遭到無端鎮壓,這還不包括受到株連的親朋。一個殘殺功臣、屠殺自己的同胞的政權、政黨及其領袖必然要遭到歷史的報應,這不是迷信,而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否則,人類就會永遠處在黑暗的中世紀時代,宗教裁判所時代。這是歷史要報應的東西。

即使在階級社會,國家的職能之一也是維持社會的穩定,防止社會分裂,防止“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的。然而斯大林的國家卻人為地掀起“階級斗爭”,制造社會的對抗和分裂,這豈不是自毀長城嗎?這樣的國家出路有兩個:一個是痛改前非,進行改革；一個是一意孤行,政權垮臺。欠債總是要還的,世界歷史的進程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進程,總是光明戰勝黑暗,正義戰勝邪惡,民主戰勝獨裁,自由戰勝專制的過程,如果不是這樣,人類豈不是永遠生活在奴隸社會,或者中世紀的黑暗統治之下!

世界歷史是世界法庭!布哈林在“自己的”法庭上說得分明:“世界歷史就是進行審判的一個世界法庭。”所有處于無奈絕望之中的人們都曾寄希望于世界法庭。歷史學家羅·亞·梅德維杰夫把他論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后果的專著取名為《讓歷史來審判》,決非偶然。

蘇共為自己的垮臺打造了兩支力量

報應規律的另一方面是實施報應的工具,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實施報應的往往是作惡者自己打造的工具。蘇共為自己的垮臺打造了兩支力量。

第一支力量是“在冊權貴”。列寧曾經提議解除斯大林的總書記的職務,列寧的理由是斯大林“太粗暴”,他認為,這個缺點在一般共產黨人之間的相互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他特別警告說,“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小事”。但是列寧身后的領導班子或者出于一己私利的考慮,或者由于眼光短淺,硬是把斯大林保了下來,并且賦予其更大更多的權力。這樣到1920年代末,大權在握的斯大林就急不可待地中斷了新經濟政策,使社會主義失去走向市場經濟的機會,而斯大林性格上“粗暴”的缺點,在1930年代的大鎮壓中畢露無遺。

斯大林實行了由上級任命的等級官員制度,由黨中央設置了一套職務清單,這些職務任職人員的任命、調動和撤職統歸中央掌握。整個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就是由進入該名單的官員管理的。起初人數在萬名左右,后來隊伍逐步擴大,除中央外,各共和國和州、區也有自己的列入本級黨委管理的在冊官員。這些官員享受政治、經濟特權,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例如1930年代,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資提高到1萬盧布(實際上他根本用不著盧布,他的生活早已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給黨政官員以1萬盧布以下不等的高薪,另外還實行外人不知的紅包制度。這樣,就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養出一個享有特權的高薪階層,即“在冊權貴”。1950年代赫魯曉夫進行了還沒有觸動體制本身的改革,但是他提出的干部任期制和定期更換制已觸犯一大批當權派的利益,于是他們發動“宮廷政變”罷黜了赫魯曉夫,中斷了改革。戈爾巴喬夫上臺重啟改革,這次的改革沖擊面更大,深深觸及黨內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黨內“左”、右派的反對和抵制,既有保守派的“8.19政變”,又有分裂派的別洛韋日密林會議。

葉利欽高舉反特權的大旗,贏得大量群眾的支持,而結集在他周圍的黨政官員絕大部分都是蘇聯的在冊權貴。在冊權貴的各路大軍匯集起來推翻了蘇共的領導,解散了蘇維埃聯盟。據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精英研究部的調查,在葉利欽時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業精英來自在冊權貴。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過去的黨政工作人員組成,據統計,來自在冊權貴的人,在總統周圍占75%,政府中占74.3%,政黨領袖中占57.1%。從蘇聯解體中得到好處成為億萬富翁的絕大多數也是在冊權貴。多次打斷改革、使蘇共喪權的不是平民百姓,不是知識分子,而是蘇共自己培植起來的“在冊權貴”!

導致蘇聯解體的還有另一支由蘇聯自己打造的力量。蘇聯存在74年里,在地緣政治上繼承的是沙皇俄國的衣缽,它在1921年動用武力并吞了獨立的格魯吉亞民主共和國,1940年又出兵波羅的海三國,并吞了獨立的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這樣,蘇聯就恢復了沙俄帝國的版圖。然而,正是這四個被紅軍占領,強行并入蘇聯的國家,成為蘇聯國內最不安定的因素,成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領頭羊,它們在1990年代末率先舉起民族獨立的大旗,宣布本國主權高于一切,動搖了蘇維埃聯盟的基礎。它們率先脫離蘇聯,恢復為獨立國家,為蘇聯國內其他謀求獨立的共和國做出了榜樣。這支民族分離隊伍是蘇聯自己打造出來的,它們曾經“壯大”了蘇聯,但最后又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急先鋒,這是確確實實的歷史報應。

蘇共自己培植的“在冊權貴”和自己打造的爭取民族獨立的力量,這兩者的合流從根本上動搖和瓦解了蘇共和蘇聯帝國的統治,這應該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歷史報應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