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在清王朝日趨衰弱腐敗，而帝國主義各派勢力對我侵略又一步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悄然成長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這場革命雖然也有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可是他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封建專制統治，挽救了民族危機，又在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的道路上邁出了極有意義的步伐。因而堪稱是一次偉大不朽的民主運動。

重讀這段復雜的充滿著激情、彷徨、勇進、遺憾的歷史，我的苦苦思索緣起于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之后，有南北議和、有北洋政府的產生，有一系列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包括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提高國家地位的成就。可是，也有不少權勢者想當皇帝、想復辟帝制（也有當了幾天皇帝的鬧劇），可是初步覺醒了的人民已經不答應了，人民的強烈反對使復辟者倒退者迅速下臺。這究竟是為什么？一言以蔽之：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了，敢于和善于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志，再不怕以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言論治罪了。

人們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中華民族是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殊不知，這種苦難不僅僅表現在物質生活的困頓上，也體現在無數條思想和精神的繩索和鐵鏈的束縛與捆綁上。對于廣大民眾而言，當“順民”和做奴役似乎是天經地義之事，他們對于面前的屈辱和凌遲，只能忍氣吞聲。而對于不滿這種專制思想的知識階層而言，其精神痛苦就更慘烈了。

正因為這樣的思索，我想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窺視辛亥革命。毋庸置疑，他從本質上來講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細觀一部中國歷史，秦的專制與暴政自不必言。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古代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賤分明、長少有序等等倫理觀念真正深入人心。而這“三綱五常”中君臣關系又是“三綱”之首。“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皇帝不僅僅是統治者，是政治上的絕對權威，是至高無上的崇拜偶像，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和合法性的來源。久而久之，皇上就是國家，就是法律，就是一切合理合法的代名詞。人民中不允許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訴求和精神企及。如有，就是大逆不道，就會有滅頂之災。辛亥革命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徹底推翻了帝制，從而徹底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千百年來形成的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提出了嚴正的責問、挑戰和對抗。這場思想啟蒙運動，曾經被列寧視為“亞洲的覺醒”。革命老人何香凝也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了民主共和國的思想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新發展”。

我認為，列寧的“覺醒之言”和何香凝先生的“思想種子”之說，是對辛亥革命的思想啟蒙意義的經典概括。當時為數不少的人為辛亥革命歡呼彈慶，認為推翻清朝政府是從異族的統治之下解脫出來，是揚眉吐氣。這實質上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如果是這樣的思想邏輯，那么推翻一個滿族皇帝，再樹一個漢族皇帝似乎就是自自然然的事了。顯然，這是思想的錯誤。辛亥革命要的不僅是打倒帝制，更重要的是要民主共和，要立憲，要還權于人民。

縱覽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的歷史資料，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和華僑青年為多。而孫中山也是于1905年在日本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并于同年8月20日成立中國同盟會的。同盟會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只是適應民情的口號，而“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才是真正的綱領。海外華僑青年和留學生萌生革命思想，既有炎黃子孫的血性，更有作為當時的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的代表的心理驅動。這批人是以世界眼光來靜觀中國祖國的。他們強烈意識到，在民主政治的世界風潮中，中國落后挨打，從表層上看是封建帝制，但實質上是國民精神的遲鈍和麻木，是長期逆來順受中積淀的思想愚昧。所以，國民首要任務是要沖破思想牢籠，讓思想向著民主自由的新境界飛翔。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重溫這段史實，由衷地敬佩這批海外華僑青年志士和留學生，是他們最先在域外接受了新思想，產生了新思維。而這種新思想和新思維是在完全沖破“三綱五常”倫理觀念之后才具有的，是通過接受國外種種新思想、新理念又深刻解剖一部中國封建社會史之后才樹立、才堅定起來的。沒有對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深刻閱讀與解析，就不可能用思想穿透歷史。有了思想的認定，才會有大膽地從未產生過的革命實踐要求。

然而，辛亥革命沒有完全成功的根本原因，竊以為還在于缺乏一批真正的具有穿透歷史的深邃眼光以及理論家思想家。那批最早主張革命的華僑青年和留學生大多未能成為后來的思想與精神主宰者。他們只是以階段性的思想啟蒙者完成了他自己的歷史任務。導致的結果是：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層居領導定位的各省士紳和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向革命而獲得地位。整個國家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完全建立新的社會結構。所以，要說辛亥革命有不成功和失敗之處，那就是思想解放與啟蒙的挫折與失敗。我想，孫中山先生所講的“革命尚未成功”，毛澤東同志所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沒有完成”等，也是指思想解放與啟蒙的“尚未成功”與“沒有完成”。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是作為一股強大的思想沖擊波而進入中國的。說具有“沖擊波”作用，是因為馬列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首先被代表中華民族先進文化方向的踐行者在中國共產黨的接受，轉而被中國的社會脊梁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所認同。他們從這個思想理論體系中認識到：世界上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要獲得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上的解放，全靠我們自己。從這一角度講，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后來的“五四運動”，也不會產生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思想領軍人物。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出現，也是這種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

在改革開放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我們的黨和國家同樣面臨著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向前推進的時代課題。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相應的既得力又得體的方針政策，更需要一批精神前行的思想者、理論家出現。在世界風云多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國內改革中遇到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的情況下，尤其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和大膽的切合實際的改革措施。而如何梳理我們的思想，讓改革家們真正用高屋建瓴的思想統攬全局，讓思想界獻計獻策，也是題中之意的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