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開始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此之前，相關領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僅限于對國際形勢和外國問題的跟蹤分析，缺乏理論的深刻性和邏輯性。由于起步較晚、研究基礎相對薄弱，因而早期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總體上處于引進狀態，以翻譯和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著作及近期成果為主。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國際關系理論是一個“舶來品”，這導致當時的國際問題研究不同程度存在“食洋不化”的狀態。

可喜的是，經過20多年的學習和發展，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正逐漸從“食洋不化”的理論迷霧中走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對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必須用科學觀點來進行具體分析，“吸收其合理的科學成分，批判其錯誤的觀點”。同時，在研究重點上，采取與時俱進、開放的、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世界經濟政治領域的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著力推進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化，已經成為創新國際問題研究的緊迫課題。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需要具備世界眼光和國際視野，更要在研究目的、議題設置、研究重心、研究線索、服務對象等方面，逐步從跟蹤西方理論轉移到中國實踐、中國需要上來，積極構建國際問題研究的 “中國學派”。具體來看，開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應當堅持以下四個原則：

第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

馬克思主義將人與世界的關系視為透視錯綜復雜國際政治關系的鑰匙，將國際政治現象置于更深厚的社會基礎上來把握，找出其深刻的客觀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

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兩股力量中，中國應該怎樣選擇和應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課題。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僅靠簡單的決策，而必須從中國的長遠理想追求及社會主義實踐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來加以把握。

社會主義實踐經驗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與時俱進的視角，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積極融入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潮流之中，充分利用世界生產力發展的戰略機遇；必須適應世界先進文化發展的前進方向，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有益成果，汲取營養，不斷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力量；必須適應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從國情和實際出發，立足自身的發展壯大，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念，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不斷得到彰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反映了世界形勢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拓了國家發展的巨大理論空間，讓許多在傳統理論上無法解決的核心概念問題得到了論證、界定和破解，為中國開辟國際戰略研究的新領域、新思維和新結論提供了強大指引。可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必須堅持這一指導思想。

第二，堅持以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為主要議題

當代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國家建設的任務異常繁重。中國的國家建設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后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意味著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謀求獨立自主的外交地位和平等的國家權利，特別是實現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國際權利。

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意味著中國必須實現現代化，在外交上謀求有利于現代化建設的國際和平環境，并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贏得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才有可能；只有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才能實現人民共同富裕，不至于導致兩極分化。這是中國的國家建設目標，更是中國堅定不移的外交價值原則。

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理應立足于這一出發點，把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為研究主題，統攝研究全局，進而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的理論動力和智慧支持。

第三，堅持以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結合為研究線索

國際關系理論既是一門學科，也是一種實踐。誠如漢斯·摩根索在《政治學的困境》中所說：“國際政治學的任務就是把政治學的一般原則運用到國際關系領域中，并根據國際政治的獨特性質對這些原則重新加以表述、修正和規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際關系理論需要高舉科學主義的大旗，探索“一組組關于特殊行為或現象的法則”。

從實踐的角度來說，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又是一種事業，是一門“關于人類生存的藝術和科學”，因而必然帶有不同國家、社會、民族、宗教等的社會屬性和價值使命。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歷出發，對西方社會歷史予以總結，昭示著西方社會的價值追求和文化傳統，并最終為西方社會服務。因此，不少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把維護西方社會的安全和利益，在全世界推廣西方經濟、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作為神圣使命。

從這個意義上看，國際關系理論又是一門藝術，需要人文主義的滋潤和孕育。各個國家、民族和社會集團有必要從自己的價值尺度出發，充分借鑒人類文明的一般成果，創造性地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理論邏輯。只有堅持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相結合的研究線索，才能真正開展具有原創性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

第四，堅持以實現中國的和平發展為服務對象

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必須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要實現現代化、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義不容辭地肩負起責任，研究新情況，探索新問題，創設新理論。特別是，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發展壯大，不僅影響到大國力量的對比和國際格局的變動，也在客觀上會對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互關系和力量消長帶來影響。如何面對這一復雜的形勢變化，積極探索中國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思考出臺和實施相應的戰略、策略，應該成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核心。這也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成長的重要依托。

總之，不同國家由于所處的國際地位不同、國家利益的差別懸殊，在對待世界經濟政治變化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選擇必然有所差異，進而導致其理論創新點和側重點呈現出不同甚至有一定差距的特征。這一點，在多年來的國際關系教學和研究中，令人深有體會。比如：一些國內學者近年來提出的所謂創新觀點，大多已被西方學者所思考，有的甚至已經得到解決而不再成為問題；不少理論文章的邏輯，不同程度上帶有西方學者研究的痕跡，雖不能完全看作是“拷貝”的結果，但或多或少存在“英雄所見略同”的問題。

當然，圍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設定的議題和邏輯，中國學術界也有了長足進展，取得了一定成績。特別是一大批中青年學者迅速崛起，他們敢于創新，圍繞一個專題開展綜合研究，從若干角度和層面進行“精細化研究”，取得了富有意義的學術創新成果。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必須在充分吸收和借鑒西方國際關系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礎上，立足于中國國際地位的實際，從中國的國家需要出發，努力構建國際問題研究的“中國學派”。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