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正：民族文化只有通過傳播才能屬于世界

歷史和現實證明，一個民族的振興，始于文化的復興。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份額，才能成為文化大國。只有文化大國，才有可能成為世界強國。中國是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等文化成就對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近幾百年來，中國逐步落后，對外文化交流呈現嚴重的逆差狀態。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和傳播的狀況日益改觀，但文化交流嚴重逆差的問題尚未根本改變。毫無疑問，中國要成為社會主義強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必須要同時強大。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發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同時在傳播中也得到發展。如果沒有主動的、有效的跨文化傳播，再優秀的民族藝術也不會成為世界的。中華文化需要在對外傳播中增強生命力。如果一種文化在本國已經處于不景氣的狀態，就不能指望成為世界的文化。這就好像中國武術在中國非常普及，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才能成為流行世界、名揚四海的“中國功夫”；而中國的文化精粹“京劇”，多少受到了當代中國年輕人的慢待，要指望中國京劇在世界取得像西方歌劇在中國的地位，就需要我們踏實培植國內基礎，同時加強對外傳播，雙管齊下才有成效。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其他國家的文化，特別是尊重其中的精華，進而形成不同文化間的互補。以一種寬容的態度來對待文明，是促成世界和平、和諧的最高階段的文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9月2日）

張國慶：美國媒體與政府的關系

在美國，媒體與政府的關系復雜。第一，美國媒體影響政府決策。由于媒體具有的特殊影響力，它所關注的話題很快會成為民眾以及政治領導人討論的中心，美國媒體對報道內容的選擇傾向取決于媒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并非獨立、客觀、公正。第二，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媒體公關。經過了一百多年的“錘煉”，美國政府在影響媒體方面積累了一整套經驗，包括：兢兢業業地進行日常輿論引導、對總統形象進行系統包裝、進行有針對性的“專題策劃”、打拉結合地操縱媒體，等等。第三，美國媒體與政府的默契與合作。美國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更加善于通過與政府間雙贏的合作來擴大自己的利益。為了使信息量最大化，媒體有時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種新聞拉拉隊的角色。第四，美國媒體與國會、利益集團的共生關系。這幾方之間已構成了一個特殊的生物鏈：媒體通過對國會施壓討好了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通過媒體影響議員，而國會議員則可一箭雙雕，一方面在選民面前表現出負責任的姿態，另一方面則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利益集團的支持。第五，美國公眾輿論的驅動與新媒體的崛起。媒體通過公眾的力量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決策和行動方向，“新聞制造”是媒體的日常工作，這使得它較改變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互聯網在表達民意、影響外交決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們是一種公眾輿論的表達；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傳播方式，具有準媒體的效應。（《紅旗文稿》2011年第16期）

(英)馬丁·雅克：中國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

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國家的特點是僵化、萎縮、不合時宜，但中國的情況則不同。西方還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展迅速，但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是大錯特錯。中國曾進行了廣泛和深遠的改革，特別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繼續。中國的改革比西方在這個階段所進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試驗過程的基礎上，國家不斷轉型，機構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勵。中國模式還有另一個最不尋常的方面，它把兩個人們通常認為毫不相關的特點結合在一起。首先，有一個無處不在的國家，它高度活躍，通過各種方式介入經濟社會活動。其次，堅決信奉市場和相信競爭。事實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政府是抵觸壟斷的，一旦出現壟斷，政府就設法重組市場以確保競爭。中國模式的特別甚至是唯一之處，坦率地說，就在于它是超國家和超市場的結合體。從本質上講，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歷史和文明基礎，中國呈現出一種我們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這種模式使超國家和超市場并行不悖。中國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國家的或左或右的譜系當中。它不能被復制或移植，因為它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獨特產物。（《當代世界與馬克思主義》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