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模式的政治因素

學術界和公共政策界近年來對“中國模式”進行了深度討論，但主要關注的是中國的經濟騰飛經驗，有意無意地忽略其政治模式。實際上，從文化角度看，政治因素對中國模式的影響遠遠超過經濟因素。對于改革開放政策催生的經濟發展模式來說，政治因素才是強大的推手。三個相關的理念最能概括中國政治模式的核心，即開放政黨、英才競爭和公共參與。首先，政治開放性是最重要的指標，也是英才競爭和公共參與的前提。中國的政治開放，也就是黨本身的開放。如果社會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執政黨就向他們敞開大門，把他們都吸收進來，通過不同的機制體現其利益。其次，人才競爭是有條件受限制的。各界精英因在國際、社會、經濟等領域具有出眾的能力而脫穎而出，這是中國沿襲多年的英才主義傳統。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式競爭并非單指西式的選舉，而是在選定候選人之間進行的選舉。在西方，政治競爭大都受制于競選資金等經濟因素；而在中國，限制競爭的往往是文化因素，經濟暫不構成決定影響。再次，公共參與是指不同社會群體對政治進程的參與，也就是“人民民主”或“社會民主”。參與的前提也是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參與。公共參與不僅體現在選定候選人和選舉精英的過程中，也體現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公開性、競爭和參與植根于古代中國政治，也體現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歷史表明，中國政情的起伏與其開放度有密切的聯系。開放的政治催生競爭，帶給社會更多參與機會，從而促進善治的發展。（《當代世界》2011年第7期）

梅寧華：中西制度比較中的本質問題

對于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只有把握這兩種制度的本質，才能對它們有更清醒的認識。從資本主義制度來看，其一，由于資本主義制度設計的根本缺陷，已難以應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深層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度設計和價值理念上強調“自由市場”、多黨輪流執政、個人價值至上等。其根本問題在于過度保護資本利益、私有利益、個人利益，甚至不惜損害公共利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資本的貪婪與不受節制，必然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其二，無法實現社會利益整合，是西方制度的重大弊端。基于保護私人利益的資本主義政治架構和價值理念，難以凝聚社會共識，在重大社會政治經濟決策上無法進行有效集中。其三，西方國家的制度設計使政策實施具有短期性和不穩定性，難以實行長遠規劃，缺乏持續發展的保證。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來看，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是共同富裕，這是推動國家發展的社會共識，形成了支撐國家發展的持續動力和根本保證。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動員、資源整合方面有著資本主義不可比擬的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講民主，又講集中，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可靠性和穩定性，形成了不懈怠、不動搖、不折騰的長期穩定發展的制度條件。黨和政府能夠制定中長期規劃，實現跨越選舉周期的大型工程和建設目標。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在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與運用的基礎之上，對社會發展階段有清醒認知，并隨著社會發展變化不斷進行變革。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將日益顯露出自己的優勢，在不同的文明交融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北京日報》2011年9月5日）

包心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規律

依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可以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規律提煉為八個方面：第一，“繼承堅持”與“發展創新”互為條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繼承堅持和發展創新有機統一的過程。繼承堅持是前提，發展創新是關鍵。第二，“基本原理”與“文化傳統”交互作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基本國情、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這三者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素。只有立足中華優秀文化這一沃土，才能創造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第三，“時代潮流”與“中國國情”融為一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時代性與實踐性的有機統一。科學把握時代潮流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前提，正確認識中國國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基礎。第四，“本質統一性”與“形式多樣性”有機統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要前提，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現形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由之路。第五，“客觀要求”與“主觀創造”相互促進。客觀要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依據，主觀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條件。第六，“思想解放”與“思想統一”有機結合。只有將思想解放與思想統一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確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和實現路徑。第七，反對“教條主義”與反對“經驗主義”同時并舉。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進方向，必須同時克服與防止這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第八，“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相互支撐。黨的領導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前提，黨的建設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保證，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統一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光明日報》2011年8月10日）